廖彬宇：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追求是什么

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追求是什么
 

——记廖彬宇先生讲《论语大义》之“知命”

 

　　前面讲了“知易”，谈到了《易经》的很多方面，大家对《易经》有了一定的认识。《易经》提出了一个最核心最根本的命题，就是关于命运的问题。而同时“命运”也是中华文化所要解决的最为根本的问题。

　　佛家乔达摩·悉达多太子看到人有生老病死的折磨，于是出家修行，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由此发展出整个佛家的系统，从佛家的系统来解决人类命运的问题；

　　老子的思想贵生、守柔、处顺、卑下、守中、守静、处厚、保重、冲和等思想，也是在为人类命运臻于圆满而开出的药方；

　　儒家《论语》在中间部分，借子夏之口讲了一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季氏篇》里孔子又讲了一句：“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最后一章，孔子又总结性地讲：“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如何解决人类命运的问题，儒家将之放在了首要位置。而其实人类的根本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最终命运归宿何去何从的问题。命运的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我在多年前出版《国学旨归》第一辑时，谈到了这个问题，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立足人类未来命运归宿何去何从进而产生的终极关怀，这种关怀，是站在“道”的制高点上，自上而下俯瞰人类，清晰地把握住人类命运蓝图，如同卫星导航一般，指引着人类走向光明、走向幸福、走向成就、走向圆满。这就是智慧的引领。具备了这种智慧的人，就是“得道”的圣人，他们留下的思想和文字，被称为经典。而我们学习经典、效仿圣人，就是获得智慧，走向圆满。我把这样的终极关怀，定为《国学旨归》的副标题，也就是揭示中华文化的伟大追求，叫做“天人视野下的终极关怀”。

　　而通本《易经》，其实也是在解决人类命运的终极问题。成中英先生认为《易经》既是预测学又是决策学，其实这个说法，不是现代人的首创，古已有之。《礼记》里说：“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这个“豫”，就是源于《易经》六十四卦的卦名，《豫》卦。豫，也是今天河南省的简称。

　　豫这个字，本身就包含了预测和决策含义。“豫”通“预”，即指预先，有先见之明，也就是预测；凡事能预见到结果，就能根据结果的好坏来进行方向性的决策以及计划的拟定，所以“豫”又代表了决策，并代表了计划。“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就是要目光长远，看到未来的结果，不能预见到结果而去做，就是盲动，就是草率，老子将之称为“妄作”，由此产生一个成语，叫做“胆大妄为”，形容一个人做事没有智慧，不顾后果。

　　而能够看到结果，结果好，就要努力去保持它，壮大它，《易经》里叫做“守中保大”；看到结果不好，就要未雨绸缪，努力去改变它，使它从不好，最终变成好。

 

　　《易经》就是一本变化之书，教人如何把不好变成好，提出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革故鼎新、洗心革面、积善余庆、先否后喜、如履薄冰等等理念，目的就是要把预见到的不好变成好。

　　能够预见到结果，这样的事情才能去做，这就叫“豫”则立；不能够预见到结果，这样的事情就做不得，是心存侥幸，是冒险主义，这就叫“不豫则废”。所以“犹豫”是什么意思呢？犹，好像的意思。就是好像能决策，又好像不能决策，在决策与不决策之间徘徊不定，就叫做“犹豫”。

　　《易经》最终揭示了一条让命运走向圆满吉祥的法则：无论是保持好的结果还是将不好的结果变为好，都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一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革故鼎新”“积善余庆”“先否后喜”“如履薄冰”等等。因为预见到了好的结果，则放松懈怠了，那么好的结果也会变坏，我们不让它变坏，反而还要让它变得更好，那就唯有朝着正确而光明的道路继续努力；预见到了坏的结果，那就更要赶紧调整方向，一方面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洗心革面，另一方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行善积德，就会慢慢转化变好过来。所以当一件事合乎道义合乎常理就去做，不问结果，结果也好，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合乎道义、合乎常理，不需要问结果，结果自然好。因为无论结果好坏，你都已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如履薄冰”了，所以在做事之前你并不知结果到底是好是坏，最终都一定会是好的，因为你的道路没有走错，那么结果本来是好的，就会更好；结果本来是坏的，也照样会变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为何能预见到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内在逻辑。好比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在种种不利的形势下，四处被围追堵截，根本看不到未来的结果，硬是凭着小米加步枪，一步步获得成功，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创建了新中国，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揭示的，只要时刻以人民为本，发心至善至大，所作所为自然符合道义、符合仁义，就必定会走向成功、走向成就。这也就是《易经》最终得出的结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仁义之师，是战无不胜的。也就是“人民拥护的军队和政党，是战无不胜的”。这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算命，而是有能够“自证”的逻辑蕴藏其中。什么意思呢？就是问心无愧，不问结局。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这句话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新型政党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最大政党和五千年中华文明传承者的天下担当。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既是中华文化的根本追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追求。

　　今天，新中国建立起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还将继续沿着成功的道路走下去，辉煌起来、伟大起来。因为只要真正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揭示的这条道路上，就必然如此。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命运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观，这个命运观，也叫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关乎人类命运归宿何去何从的终极关怀，共产主义也同样是关乎人类命运归宿何去何从的终极关怀。后面我会给大家再来解读。

 

　　个人的命运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这个思想，就源于《易经》的“忧患意识”，《易传》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要预见到未来命运的好坏，如何让未来的命运变好？就成为了《易经》的核心问题。所以《易经》的追求，是“趋利避害”、“趋吉避凶”，就是如何改变命运的问题。

　　命运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我在多年前出版过一本书，叫《干支哲学》，就探讨过这方面的话题。

　　在古代对命运有过较多阐述的人，首推汉代的王充，他客观发现了命运存在的现象，却没有发现“革命”“造命”的思想，而陷入了命定论、宿命论。

　　王充的命定论思想主要集中在其著作《论衡》的《逢遇》《累害》《命禄》《气寿》《命义》《偶会》等诸篇。主要有以下几种：

　　⦁幸偶是宇宙生成的决定者。

　　王充用各种事例反复说明，人和万物“遭祸福”都是因为“有幸有不幸”“有偶有不偶”，就是说都是偶然的。如：“凡人操行有贤有愚，及遭祸福，有幸有不幸”。

　　“并时遭兵，隐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伤。中伤未必恶，隐蔽未必善。隐蔽幸，中伤不幸。”

　　“蝼蚁行于地，人举足而涉之，足所履，蝼蚁苲死；足所不蹈，全活不伤。”

　　“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长数仞之竹，大连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见举持，或遗材而遭废弃。非工技之人有爱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体现出来的这种偶然性又都由偶然承受的气不同而形成，并非是天施放气时有所偏袒。

　　⦁逢遇是人生前途的决定者。

　　这里提到《论衡·逢遇篇》所讲的故事：周朝有个人想做官，屡次都没有被任用，年纪老了头发白了，在路边低声哭泣。过路人有的问他：“为什么哭啊？”回答说：“我想做官却屡次不被任用，自己悲伤年老错过了时机，因此哭了。”有人问：“你想做官为什么一次也不被任用呢？”回答道：“我年少的时候，学的是文。到文治之德成就了，开始想做官，而当时君主喜欢任用年老的。爱用老年人的君主死了，后继君主却又要任用会武的，于是我改为习武。武艺刚学好，重用会武的君主又死了。年少的君主刚即位，喜欢任用少年，我的年纪又老了，因此一次也没有被任用过。”

　　⦁幸偶与逢遇皆由命定。

　　从理论上探讨了一个人“逢遇”或“累害”的根本原因。王充提出：“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名，亦有贵贱贫富之命”命分决定死生寿夭的寿命，与决定贫富贵贱的禄命。“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命贵，从贱地自达；命贱，从富位自危”。

　　⦁人命国命皆由天定，而国命胜人命。

　　“人有寿夭之相，亦有贫富贵贱之法，俱见于体。故寿命修短皆禀于天，骨法善恶皆见于体。”即是说，人有长寿短命的相，也有贫富贵贱的相，这些都能从身体面貌上表现出来。所以，寿命的长短全在于从天上承受的气，骨相的善恶全可以从身体面貌上表现出来。骨（骨骼、形体）相（相貌）能反映人的命和性）又“国命系于众星。列宿吉凶，国有祸福；众星推移，人有盛衰。”即是说，国家的命运决定于众多的星宿。各星宿的凶吉，使得国家有祸有福；众星宿的移动，使得人有盛有衰。

　　这里王充又举例论证：秦国大将白起活埋赵国降兵在长平地下，四十万人同时死亡。长平坑中的老少同时被活埋了，万数之中，一定有长命不该死的人，遇上时世衰败，战争四起，就不能正常活完他的寿命。人命有长短，时世有盛衰，时世衰乱，人就容易得病死亡，这正是遭受灾祸的证明。宋、卫、陈、郑四国同一天一起遭火灾，四国人民当中一定有禄命旺盛不该衰退的人，然而都跟着一齐受灾祸，这真是国祸高于禄命。所以，国命胜过人命，寿命胜过禄命。

　　五、国命系于时数，非人力所能为。

　　王充认为国家的治乱，世事的变迁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自然条件的变化有一定的周期，所以国家的治乱就有一定的期数，与统治者的德行才能无关。“命期自然，非德化也。”

　　我们据此发现，王充提出了一个“偶然决定一切”的命题。在王充看来，这种偶然性，对物来说就是自然性；对人来说，就是命，“偶然决定一切”在此即“必然决定一切”“自然决定一切”。

　　在王充看来，自然性、偶然性、必然性就是一个道理。他就整个世界来说，天地之施气、人物之出生，都出于“自”或“自然”，并非有上天在主宰，也并非出于神的某种目的；就个别的物或人来说，那么，它的生成发展是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的，这种决定即是一种自然性的决定，而非由于某种外力所加；这种决定，在人即谓之“命”。再回过头来，就个别物，人的相互关系而言，则表现为一种偶合的形态或表现为偶然的形态，这种偶合并非是神或人故意造成的，而是自然。王充这种命定论的错误就在于把自然的必然性绝对化。所以他的宿命论只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因为在当时黑暗的社会背景下，贵贱高下并不决定于才能德行。尊卑荣辱并不决定于人的贤愚智不肖。即所谓“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王充不愿承认这种情形的合理，又看不到合理时代的曙光，便诉之以“命”。他如实地揭露出社会的矛盾，至于怎样变革这样的矛盾，则是他所不知道的。

　　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恰恰是反对命定论、宿命论的。前面我们所谈到的《易经》中关于改变命运的话题，就是对命定论、宿命论的坚决否定。《易经》革卦的思想，提出来“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就是指一个人从内心的改变到行为的改变最后演化出对命运的改变。所谓“否极泰来”“穷则思变”等等，均是对这种变化情状的描摹。

 

　　《易经》六十四个卦，没有一个卦是讲结果的好坏，都只是讲状态的好坏。所以《易经》不给你下好坏的结论，只给你描摹出状态的好坏。只要是状态，就可以调整，状态不好，调整好了，朝着好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结果自然就好。状态哪怕现在很好，但是你沾沾自喜，懈怠了，状态就会变坏，朝着坏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结果自然就坏了。所以要保持好的状态，就要坚持两个根本原则，一个是“自强不息”，一个是“厚德载物”。“厚德”决定了正确的方向性，“自强”决定了持续性。这两者结合，就决定了命运必定获得圆满成就的可能性。

　　所以这种思想，不是必然论，也不是偶然论，而是自然论。必然论就是必然如此，必然这样，王充的命定论、宿命论就是必然论。偶然论是认为一切发生的现象都是巧合，而忽略了“天时”“地利”与“人和”的交互作用。无论必然论和偶然论，其实都是极端论，都是对世界的认知缺乏完整性的片面与偏激。

　　命运的必然论让你感到没有了变化的空间，容易让人消极；命运的偶然论让人觉得人的存在没有意义，同样容易让人消极。这两者都是不可取的。

　　而什么是命运的自然论呢？你方向又是对的，又付出了十分的努力，就自然会有十分的收获与你相应。你方向是对的，付出了五分的努力，就自然会有五分的收获与你相应。这两者之间是成正比而匹配的。因为你付出了五分，就能看到并抓住这五分的机会。机会对于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你付出得越多，对机会的观察及把握就越多越深。而你付出得少，对机会的观察及把握就相应地少。所有机会是充满于世界的，能否获得机会，取决于你对机会的认知有多少。你对机会的认知，取决于你的方向及努力。前面说了，方向就是“厚德”；努力就是“自强”。你付出了十分的努力，自然就有十分的收获，付出了两分的努力，就不要奢望百分的收获。

　　如果你身居高位或者拥有巨大财富，却并未作出过多少付出，那么自然会有相应的祸患发生在你的身上，这就是《易经》强调的“德不配位”。你的德行和地位远远不相配时，就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如果德行在低位，而地位在高位，那么你必将从高位上拉下来与德行的低位相匹配，这种巨大的反差，在某一时间爆发的时候，往往让人难以承受，让你强烈地感到从人生的高处摔下来，甚至摔得粉身碎骨。所以《易经》的这个思想，也就从中华文化的角度证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必定能够夺取政权，推翻剥削阶级。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朝代与朝代之间的更迭也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充分说明了这一现象。每一个朝代都是无产阶级怀着神圣的初心夺取了政权，由于家天下的制度，子孙们渐渐忘掉了这个初心，甚至背离了这个初心，从无产阶级的初心又演变成了剥削阶级，于是又走向覆灭，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又起来推翻了它。中国共产党看破了这个现象，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从这种历史的宿命中走了出来，一方面从纵向上打破这种家天下的封建帝王专制制度，另一方面又从横向上超越美式民主制度，建立了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必然能够走向遥远的未来和胜利的辉煌。关于帝王专制的家天下制度和美式民主制度方面的论述，我在《平心平天下》一书《传统文化与国家战略》文章里有过阐述，大家可以下去了解。

　　所以我常常讲，自然中包含了必然和偶然，又超越了必然和偶然。自然是你随时可以觉察自己，调整自己，改变自己，进而觉察到命运、调整命运、改变命运。“必然”是命定论、宿命论，偶然是对世界的认知不完整，具有片面性；而唯有“自然”是安身立命、归根复命、“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宏论至论。

　　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改变命运，也要懂得这三者的交互关系。命定论和宿命论都是过分强调“天时”和“地利”的作用，却完全忽略了“人”这一主体的能动性。孟子吃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到了“天时”和“地利”固然重要，但人本身至关重要。所以他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层层推进，让人明白这三者当中最重要的还是人本身。

 

　　天时有了，地利有了，但人自身却烂泥扶不上墙，这是怪命运吗？还是怪自己太不争气。天时不对，地利环境也很糟，但是人以超强的自身能动性，照样可以克服重重困难，最终驾驭命运，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也不胜枚举。

　　孔子，生于乱世，可谓不得其时；一生动荡不安，可谓不得其地，但是有一颗匡时济世的发心，照样可以“不怨天，不尤人”，照样可以“不惑”“知天命”，照样可以“耳顺”“从心所欲”，没有烦恼，可以将思想散播天下，培养出七十二贤人，为中华民族立人极；周文王，被纣王囚于羑里，可谓不得其时；身陷囹圄，可谓不得其地，但是发挥超强的自身能动性，在狱中编定《周易》，从而使得之后文化大繁荣，奠定了周朝八百年根基，这是最倒霉的人生，却创造了最辉煌的事业；司马迁和周文王一样，身陷囹圄，甚至遭受宫刑之辱之苦，却依然没有放弃，最后创造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传诵千古。司马迁在《任安书》里有这么一句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个“发愤之所为作”是什么？就是改天换地、扭转乾坤的“人和”精神。

　　人只有有了这种坚守正道又能发扬正气的精神，甚而可以改变“天时”和“地利”，使“天时”和“地利”都能为“人”所用。化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毛泽东及其带领的工农红军在井冈山时期，在长征时期，都可谓失尽天时、失尽地利，但是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怀着对中国人民亿万万同胞未来命运的关怀，彻底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自身的潜能和力量，化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使“天时”和“地利”全然为我所用。地利方面，尤其长征时期，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连根据地都没有，成天被国民党的各大部队围追堵截，只能翻雪山、过草地，钻密林，却恰恰在这种失尽地利的情况下，运用最恶劣的地理环境，充分运用“人和”的智慧，打游击，保持有生力量，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主力，化被动为主动；天时方面，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一门心思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倒行逆施，大失民心，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大得民心，使国民党内部有识之士侧目相看，致使蒋介石最“亲密”的兄弟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挟持蒋介石联共抗日。这是“人和”改变“天时”，中国共产党从反围剿战争到长征，从长征到抗日战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解放战争到建立新中国，让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一步步扭转乾坤，一步步改天换地，从一开始，靠的就不是天时，不是地利，而是共产党人的信念，正是这个不朽的信念激发了共产党人的智慧与力量，化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用这种“人和”的力量，一路走来，彰显了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更重要的文化自信。世界上从未有一个党，可以如中国共产党这般，如此自豪自信，中国人民也必将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自豪自信地屹立于世界之巅。这种自豪自信，不是凭空而来，是历史的锤炼，是文化的积淀，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更有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智慧传承。

　　我在《干支哲学》这部书中，对命运提出了“三命”的理念。即所谓“知命、革命、复命”，知命就类似于苏格拉底所说的“认识自己”，当然“知命”的内涵比“认识自己”深刻广泛得多。革命就是改变命运，“革”字源于《易经》的《革》卦，革新的意思。革命就是勇于与自己的命运作斗争，敢于与自己的习气作斗争，敢于作自己命运的主人，引申开来，就是敢于与邪恶的势力作斗争。所以革命本身就有立命、造命的含义在。复命的境界更高，“复”字也是源于《易经》的《复》卦：“复见天地之心”，是指明心见性。复命就是让自己的生命圆成，让自己的智慧圆满。这“三命”的理念，知命是为了更好地革命，革命是为了实现复命的目标。所以知命是方法，革命是手段，复命是追求。

　　我的《干支哲学》书中，涉及到了算命方术，但是我本人从始至终并不赞同也并不主张算命，我在书中，借助算命的方术，来帮助更多人启发对命运的感悟，对天道规律的感悟，进而培养自己的德行，驾驭命运、完善生命。

　　西方哲学讲“性格决定命运”，其实在中华文化中早已讲得很清楚。即所谓“厚德载物”。这个德既包含德性，也包含德行。德性本身包含了性格，而德行又是性格的表现。性格好的人，其德行就容易好，性格恶劣的人，其德行就容易败坏。性格的好坏，往往决定一个人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进而产生命运的结果。价值取向同时又决定了他的朋辈，朋辈又反过来决定他的成长。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好逸恶劳价值取向的人，就容易和窃贼、赌徒聚集，十赌九败，选择的行业错了，命运还能好吗？所以俗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佛家特别重视择业的问题，八正道的提出就是针对于此。

　　那么问题来了，性格又是怎么产生的呢？西方心理学就有许多的解释。比如小时候父母关系不和，就容易导致孩子某些方面的心理缺陷甚至障碍。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不完全。比如古代舜的父母对他极为残忍，曾多次加害过他，但是他最后却成了圣人和王者。

　　佛家的思想，对于解答命运的问题可以有很好的启发。佛家认为人在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之外还有第七识末那识和第八识阿赖耶识。人所有造作的业，都会存储于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好比飞机上的黑匣子，飞机毁坏了黑匣子还在。阿赖耶识也并不随人的身体的毁坏而毁坏。当它继续发挥作用时，就决定了你的天赋，你从小就莫名其妙喜欢某些东西，并对此表现出有过人的天赋，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你过去做过这样的事；同时阿赖耶识又决定了你的喜好，在不同的阶段，会出现一些人，有些人莫名其妙就会来帮助你，有些人莫名其妙就会来障碍你，人的命运往往会因为某个人的出现而改变某一个阶段，因为某些人的出现，而改变了一生。为什么会这样呢？佛家的开解就是四个字：“缘分使然”。无论是这些出来帮助你的，还是伤害你的人，都是你过去自己造作的业和缘。所以人的命运是由“缘分”产生的，缘分又是怎么产生的呢？缘有善缘，有恶缘，有增上缘种种。归根结底，还是跟你的德行有关。你过去德行好，善缘、增上缘就多，你过去德行浅薄，恶缘、逆增上缘就多。所以，命运还是由自己的德行所决定的。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孟子所讲的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什么样的命，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发心，什么样的德行。

　　换句话说，改变命运，主要就是修养自己的性格，完成自己的人格，与自己的积习和恶习做斗争。所以改变命运的方法，让命运臻于圆满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如履薄冰”“革故鼎新”等等。只管去做就对了，不问命运如何，问心无愧，这就是“尽人事，听天命。”也是孔子讲的“乐天知命故不忧”。常人往往对未来充满恐惧，是源于对未知的恐惧。而知命的人，知道的命运的道理，加强了德行，同时问心无愧，知道未来一定差不了，所以没有畏惧，相反内心充实愉悦，命运也会越来越好，一切的吉祥，都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所以一个注重德行的人，不去算命，因为自己问心无愧，对未来也就没有了困惑；为什么常听人说“命越算越薄”？因为内心没有底气，缺乏自信，希望通过算命来获得一点精神上的慰藉，结果往往受人摆布，经常算命，就经常在意算命先生的言论，自己的命运被人所操控，不“薄”才怪。

　　《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命是天之所命，天然生成的，也就是人的本性。知命，就是知天命知本性。天，指天道天理；性，指本性良知。知命，就是掌握、明了了天理良知的奥秘，明了生命之真相、宇宙之实相。穷达性天。

 

　　知命，是真正有了自知之明，知道了自心本性的光明。知道虽然不是证悟，却是证悟的起步。信解行证，知命相当于“解”，深度的理解。知命，就是知道人性有本性和习性的分别，本性至善而习性易恶，掌握存养的功夫，用温良恭俭让的修为来对治贪嗔痴慢疑的习气。

《荀子·子道》记载：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

　　能让人知己、知人，都是智慧；而自知，则是更大的智慧。

　　性有本性和习性的分别。先天之性也就是天命之性，为本性；后天之性为习性。本性至善，习性易恶。习性有善习、恶习、无记习三种。一般人善习难养而恶习易成，习性就容易滑向恶的一面。不断涤除恶习，不断存养善习，就恢复出“本性”的面目来，这就是“明心见性”。

　　涤除恶习，存养善习，复见天地之性，就是“立命”“造命”。

　　著名的“横渠四句”大家都很熟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我称为“四为追求”，它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关怀、历史责任、道德勇气与智慧追求都是无与伦比的，堪称中国人的“四宏愿”。由于这四句话过于宏大，今天社会环境道德匮乏，金钱至上的形势致使斯文扫地，许多人不学无术，要么视这四句话视为大话空话，“狂而不信”，要么成为官腔之外另一种“假大空”和口头禅被伪君子、伪大师们用来鹦鹉学舌。能够真正透彻理解并实行实践的人少而又少、难乎其难。

　　立命，就是大本确立，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只有知命者才能立命，既为自己立命，也为人类立命。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地说：“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为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就是“为生民立命”。

　　儒家有制天命和造命之说。王艮曰：“天民听命，大人造命”；颜钧曰：“御天造命”；焦循曰：“天下之命，造于君子，己之命听诸天，而天下之命任诸己”；颜元曰：“造命回天者，主宰气运。”王夫之曰：“圣人赞天地之化，则可以造万物之命。”

　　所以古代提出的“天人感应”论并不神秘，今天大家一谈到“天人感应”就条件反射认为是迷信，是因为不能正确理解“天人感应”的内涵导致。人按照天道行事，就是按照自然规律来休养生息乃至生活，在内心上表现出来就是真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就是大善，在仪容上表现出来就是美好，综合起来就是道德厚重。一个德行厚重的人，自然符合天道，符合法度，那么就与天相应，自然就越来越好。所谓道乃天地万象主，德为人间富贵根。人的德行浅薄，人格卑劣，与天相应，其命运结局自然就不好。所以人的德行厚重了，可以转移天命。人的德行缺失了，也会失去天命。这就是造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最初不得其时，不得其地，而最终却能成功的根本原因。而国民党虽然占尽了天时地利，但是执政者内部腐败，沉迷享乐，互相之间为利益勾心斗角，不以人民为重，自然就失去天命。这个天命不是上天赐予谁的，而是自然规律必然如此。是自己德行厚重了，自然将“天命”转移到了自己身上。我们解释起来是一堆文字，但是对于古人书写不便，就用四个字“天人感应”来表达。我们今天不善于思考，不善于感悟，不学无术，所以望文生义，认为天和人根本无从联系，怎么能感应？殊不知这个“感应”二字就包含了交互作用的含义。人的行为作用，符合天道自然的规律就会好，不符合天道自然的规律，自然就不会好。这就是“感应”的内涵。如同人不违法就没事，违法了自然就会招灾一个道理。

　　《资治通鉴·唐纪》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是唐代名臣，白衣宰相李泌与唐德宗讨论“建中之乱”的对话。唐德宗认为“建中之乱”是天命，与宰相卢杞无关，李泌则说：

　　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盖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则礼、乐、刑、政，皆无所用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十四中就李泌的说法加以发挥。他说：“君相可以造命，邺候（李泌）之言大矣。……唯能造命者而后可以俟命，能受命者而后可以造命，推致其极，又岂徒君相为然哉？天之命有理而无心者也。”认为不仅君相，普通百姓也可以造命：国家兴亡是君相所造，人生祸福是百姓自造。

　　所以“天人感应”“天命”的内涵，本质上是天理与人事的交互关系。重点在于人，而天时天命，不过是据人而定。所以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构成了命运，但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本身才是最大的关键，所以算命无益，算命若不为知命、革命与复命而算，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所以在“知命、革命、复命”之外，我又提出了另外一个“三命”，即“使命、天命、生命”。知命之后，人就有了使命与担当，所以知的是使命；革命，革的是固有的“天命”，要将自身的命运变得更好，而不听天由命；最后复命，归复的是生命本来的面目，生命的本性，也就是明心见性。

使命源于知命，也源于信仰。有信仰才会有使命，有使命才会有担当。也只有信仰能够“使命”——使用生命、使唤命运。做生命之主宰，做命运之主人。中国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必定能够建立一个物质高度发达、精神高度文明的文明和谐的新世界，所以“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敢于使用生命、使唤命运，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下，终于建立了新中国，并一步步实现伟大中国梦、世界梦、构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曾国藩为自己定墓志铭，有六个字：“不信书，信命运”，很多人很奇怪，曾国藩一代大儒，怎么会强调这个呢？其实当你真正看懂了“天人感应”“天命”的思想，你就懂了，曾国藩很了不起，是真正“知命”的大儒。因为表面上信命运，其实背后信的是深厚的德行。唯有德行厚重才敢说信命，因为他已经安身立命、回天造命了。很多人光信书，不能落实到人格的修为上，不能落实到生命的德行上，夸夸其谈，照本宣科，那样信书，还不如无书。同时曾国藩也传递了另一个更深的含义：提醒那些成功人士别狂，命运是一个大裁判，你暂时成功，如果德行跟不上，你照样要倒霉；也鼓舞那些尚未成功的人士，别泄气，提升德行，厚德载物，命运不会亏待你。

 

　　提出三命的同时，我在《平心平天下》里又提出了“三生”，我们经常讲“三生有幸”，是哪三生呢？本来是讲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生。但是我讲的三生是生存、生活和生命。一个人缺乏智慧，就是用生存和生活在毁坏生命。因为智慧低劣，所以在生存线上挣扎；智慧高了一点，就在追求生活的品质，搞好物质生活。而一个在感悟生命、追求生命本质的人，根本就不存在生存的问题，生活方面也比许多富裕的人研究得多。我们从未见过哪一位圣贤之人为生存担忧过，为生活犯愁过。如果有，那都是有意的示现，佛家这样示现的高人很多。所以中华文化解决的是生命的问题，生命的问题解决了，生存和生活还是问题吗？

　　佛家的智慧，对于造命方面，更是大有心得。佛陀甚而禁止弟子算命。不算命，是避免落入宿命论中，佛家是立命、造命、复命的典范。

　　唯大圣人能造命，是真佛子敢回天。佛教的“转业”论与儒家的造命说近似。佛家强调定业不可转，因果有报应。但佛家到底不是宿命论。佛家认为人的命运取决于自己的行为，幸与不幸，祸与福由自己身口意造作的业决定，归根结底由自心决定，所谓业由自心作，果由自心变。

　　业有强有弱有大有小有定有不定。有些业的“果报”与“受报的时间”还不确定，称为“不定业”，这是可以转的；有些业的“果报”与“受报的时间”都已确定，称为定业。据佛经介绍，杀父母亲的业极重，必定入地狱，任凭如何拜佛忏悔，都无法改变，一定要受报。

　　定业不可转业不是绝对的。佛世时有一位阿世王，杀父篡位，后来忏悔皈佛，广种善因广结善缘，死后虽入地狱，但很快就脱狱了。尽管入地狱之报已定，没变，但“提前出狱”，某种意义而言，也是一种“转业”。这叫“重罪轻报”，类似我们俗话讲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转化恶业的唯一办法，就是善护念、发善愿、起善心、出善言、做善事、当善人、行善举、造善业。心能造业，也只有心能转业。只有大慈悲心，才能转变未定之恶业、减轻已定之恶报。

　　印度的世亲菩萨就是一个勇于“转业”的典范。世亲菩萨，是无著菩萨的弟弟。最开始学习小乘教理。曾讥讽大乘佛法及修持大乘佛法的哥哥。无著就派两个弟子携带《十地经》及《无尽意菩萨所说大乘经》悄悄跟随世亲。趁晚上的时间两个弟子躲在世亲的隔壁轮流大声诵读这携带的经卷，世亲听入迷后，深感大乘佛法无比精妙，痛感自己犯下了诽谤大乘佛法的重罪，意欲割舌以谢。无著菩萨说：“即使割下舌头，于世何补？不如跟我学习大乘教法，共同将大乘佛法弘扬于世。”于是，世亲悔过自新，转而大力弘扬大乘佛法，后来世亲被尊为“印度二圣六庄严”之一。

　　前面我们讲到，命运的现象，往往是我们不断地遇到一些人，然后把我们变化到生命的另一阶段里，然后经历过一些事，就形成了命运的现象。我们回过头来，往往会发现，每每在关键的转折点上，要么遇到一些人，或者遇到一些事，命运就是把这些生命中的每一个节点串联起来，成为了我们的人生。但即便最坏的境地，也不过是遇到一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教会你一些事，然后转身离去。

　　生命是美妙的，命运是不可思议的。虽然不可思议，命运也是可以掌握可以由自己主宰的。我们喜欢说“命里的贵人”，其实，命里的贵人首先是自己，其次才是别人。正是因为你的高贵，才能吸引了别人对你的欣赏，才会发现你、帮助你、提携你。如果你自己都不是贵人，哪会有什么贵人来帮你呢？即便帮你，也是一时的。只有自己做自己的贵人，才是永恒的。培育自己的德行，树立崇高的人格，就既是别人的贵人，也是自己的贵人。必然会有更多的贵人与你相聚。正如《国际歌》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靠别人，是他信，靠自己，就是自信。他信，靠不住，还容易成为别人摆布的棋子和傀儡。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就是教会了我们“自信”。说得更彻底点，就是“文化自信”。

　　记得我最初退学的时候，有很多人替我担忧，后来我到了北京，认识了来京后最早的一位朋友，郭招金先生，当时他任中国新闻社社长。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他的办公室，聊了很久。他曾问我一句话，你没有文凭，没有学历，没有背景，生活怎么办？不为生计担忧吗？我就借孔子的话回答了郭社长，我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这句话不是空谈，也不是算命，这当中有实实在在的大道理。当一个人注重德行的培育，有了厚重的德行，自然会有厚重德行的人会懂得他，会去帮助他。这就叫“德不孤，必有邻”。所以我最早在退学的时候，想在全国游学，动了这个念，结果认识了一位“生命中的贵人”，他把我的身份证号给了某家航空公司，我坐了差不多一年免费的头等舱去游学……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充分证明中华文化的力量，圣人之言，真实不虚。

　　所以一个真正有追求的人，会去为生计和生活担忧吗？不会。《论语》中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这句话值得我们很深地去进行思考和体悟。

 

　　中华文化是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所以立足点全是如何让我们的生命走向光明、走向幸福、走向圆满。

　　中华文化让我们注重细节，往往细节决定命运。我记得以前看过这样一个新闻，有一家知名企业招聘人员，有很多高优秀的人去竞聘。在招聘办公室门口，不知是谁掉了一张废纸，进进出出这么多应聘者，却视而不见。其中一位条件并不算太好的应聘者，在得知自己落选退出办公室时，发现了废纸，于是轻轻捡起丢进了垃圾桶。就凭这个动作，企业改变了结果，决定录用他。原因就是通过这样的小事，真正反映了他平素的修养。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一个细节，而这个细节，却决定了他的去留问题。中华文化让我们敬慎、存养、慎独等等修养，其实都是在培养我们养成这样一种善习。一方面培养善习，一方面去除恶习，生命至善的本性就该自然流露出来了。

　　不光是细节决定命运，战略尤其决定命运。战略是宏观视野，把握方向，方向错了，那么生命的小船，便将滑入命运的深渊。

　　中华文化认为，生命的永恒是要能够做到“生生不息”。所以人类要繁衍，人类的命运才能延续。对于国家而言，文化的慧命也需要传承，还需要发展。需要“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用这种“其命维新”的精神，就能够让国家永远焕发活力，永葆青春，永不落伍。

　　中华文化认为，个人的命运要与人类的命运共振，就是要建立“天下情怀”，这就是“民胞物与之量”。中华文化的特点也在于此。一个人再了不起，再厉害，再有本事，只要没有情怀，就不算真正的了不起。没有情怀，你的本事和能力，对于社会而言，可能就是危害或者灾难。情怀，让你的生命变得有意义，有价值。有伟大的情怀，才会绽放伟大的生命。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孔子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对中华民族的情怀；对人类而言，释迦牟尼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对众生的悲悯情怀。佛因一大因缘而住世，这一大因缘是什么？就是对众生不舍不弃的伟大情怀。个人的幸福再大，都是有限的。只要是有限的，就是短暂的。所以个人的幸福要投身于人类的幸福之中，人类的幸福是无限的。把人类的幸福当成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同时也就让自己的幸福也无限地放大。

　　所以，中华文化最伟大的追求，不仅是让自己的命运走向光明与圆满，也要让全人类走向光明与圆满。

　　人类命运共同体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和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两场历史性演讲，向世界描绘了一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在全世界产生了强烈反响、意义深远。在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看来，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

　　这两场历史性的演讲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深刻把握，着眼的是各国共同繁荣而非纠缠于国家利益的分歧和冲突。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明了全球治理、国际合作的新方向，彰显了中国的世界情怀和天下担当。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感叹，在每一个时代，政治家们都尝试着寻求和平，然而“和平总是地区性秩序，从未能建立在全球的基础上”。回望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国际秩序变迁背后的西方世界观始终无法突破一己利益的考量，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成为难以企及的梦想。在十九大报告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被提及6次。这一理念是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重要体现，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的结晶。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类整体观。

　　中国人民大学王义桅教授撰文指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把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贡献给国际社会，并欢迎其他国家“搭便车、搭快车”，展现出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应有担当，提升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议程设置权、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越来越凝聚起广泛共识，人类曾经难以企及的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梦想终将照进现实。吸收了中国“和合文化”的精髓，传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实践，强调构建以平等公正、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秩序的革新完善提供了新的话语体系和路径选择。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

　　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未来世界要如何更好地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领导人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思考向全世界给出的“中国答案”。

　　其实，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推崇“天下”情怀。从“保和太和”“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和平思想，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处世之道，再到“计利应计天下利”“推到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达则兼济天下”的胸襟气度……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谐，主张天下为公，推崇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当中已经蕴含了丰厚的“命运共同体”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四个讲清楚”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因而，中华文化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沃土。

 

　　中华文化的最高追求其实还与实现共产主义的追求不谋而合，《易经》的“群龙无首”与“天下和平”，儒家的“大同社会”与“天下为公”，道家思想《道德经》最后二章所描绘的天下理想蓝图：“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虽然有了一切高度发达的物质，却并不贪图享乐（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有舟舆无所乘之），社会和谐，远离利益之争与战争（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人人安居乐俗，生活简单纯粹，具有高度文明（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共产主义社会将是古代氏族社会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在更高物质基础上的回归。人类将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从必然世界走向自由世界。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只是生产力及相应的生产方式进步的必然结果。

　　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高度发达、生产方式极为高级、进步的社会，用高级的生产方式自然淘汰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而淘汰掉资本主义，彻底消灭剥削阶级。这个理念在中华文化中比比皆是，最耳熟能详的就是管子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以及古训“有余力，则学文”。在精神高度文明中创造物质、驾驭物质，又在高度的物质文明中升华精神，实现全人类的高度自由，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伟大追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永恒使命！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它绝不是要消灭人的个性，而是使每个人的自由和能力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个人的个性与社会的共性高度和谐共振。每个人的自由和能力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就是“群龙无首”的最高境界，每个人都是一条“龙”，而没有剥削阶级（无首）。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是儒家所追求的“圣人满街走”这样高度文明和谐的社会。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既非道德完备的人，也非天生自私的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中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天生的好人，也没有天生的坏人。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应该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提升自己，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人类命运向好的方向前进的道理在于此，恰恰中华文化让人如何安身立命也是如此表达。如《易经》整个就讲变化、变通，与时俱进、与时偕行，以及革命的思想、创新的思想、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等等。孔子讲“里仁为美”，就是讲社会环境的重要。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天时地利都要为人所用的思想，强调个人要在生活的磨砺中来锤炼生命的意义，完善生命的价值。如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

　　 所以共产主义必胜，不是一种算命和盲目的崇信，而是符合必然胜利的逻辑。

　　 这个道理，就是中华文化所强调的：“天不亡，道亦不亡。正道不衰，正学不亡。”它是历史演进的必然，是人类发展的必然。 

　　共产主义主张合作，共融共生，正是中华文化和谐的价值理念与追求，化解一切矛盾，所谓“仇必和而解”。

 
　　共产主义道德观和人生观就是中华文化儒家思想所彰显的三重境界。

　　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其实就是中华文化最为崇高的天地精神。共产主义的道德观，本质特征是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要求人们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志，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斗争，并在斗争中解救自己，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私有制度。它要求人们在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具有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热爱劳动的高尚品质，具有彻底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

　　我曾经讲过儒家文化的三重境界，第一个是文化儒，儒家文化好比阳光空气和雨露，是人类需要的文化。儒家文化为人类揭示了一条正确而光明的道路，只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必定走向光明、走向幸福、走向圆满；儒家文化的第二个境界是君子儒，儒家文化是需要你做人。做人的标准就是“君子”，这个标准以上是“圣贤”，以下是“小人”。成为君子，就自然脱离了小人，自然成长为圣贤；儒家文化的第三个境界是大人儒，不光要做人，还要做社会需要的人。这就是“己达达人”的人，“兼济天下”的人。

　　而同样，共产主义人生观解答了人到底为什么活着，人生有什么意义，人应该怎样度过一生，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等问题。归结起来，有三个基本特点：

　　1.以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和最高理想，并为实现这一远大目标而努力奋斗。

　　2.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生目的，其本质是大公无私。 

　　3.以革命乐观主义为人生态度。以乐观精神和英雄气概对待人生道路上的各种问题。共产主义人生观是巨大的精神力量。它一旦形成，必须按自己的面貌改造现实，造福人类，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这第一个特征，就是文化儒的境界；第二个特征，就是君子儒的境界，包含了“孔颜乐处”的精神，同时更包含了“君子群而不党”的集体主义精神；第三个特征，就是大人儒的境界，“己达达人”、“兼济天下”，可以孟子所谓“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具有“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精神。

　　共产主义的劳动观就是中华文化的无私奉献精神。这种劳动观由有一定自觉的人士带头作为榜样，带领更多的人将这种价值观融入于生命与血脉之中，从而实现全人类的高度文明与和谐。 共产党人的追求，也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圣贤”特征的描述：

　　《中庸》云：“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不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本身就符合也唯有如中华文化所标举的“圣贤”，才能够实现中华文化所谓的“平天下”，共产主义所标举的共产主义社会。

　　我个人愚见，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一方面是指广大的困难群众，儒家“民贵君轻”的精神及“民本思想”其着眼点就是“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就是中华文化所倡导“自然无为”的最高境界者，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断培养从精神上达到“自然无为”具有天地格局及智慧能创造物质、驾驭物质的人。这样的人在儒家称为“大儒”，在佛家则称为“大乘菩萨精神”，共产主义则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党人”。

 
　　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的理念就是中华文化“天下为公”的精神，因为完全强调私有、私欲只会将人类引入堕落。

　　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就是实现儒家所提出的“大同理想”，按需分配不是无原则地满足欲望。“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按需分配就是在解决中华文化几千年来所重视的均贫富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第一性，恩格斯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

 
　　注重物质第一性，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与中华文化思想依然高度契合，中华文化的原典《易经》，讲六十四卦卦象，就是抓住事物这个物质本身的根本特征进行分类，卦象所涵盖的就是各种事物现象，现象就是物质，透过现象从而看到事物的本质。所以唯物主义恰恰是根据客观事物来分析其内在本质的规律，从而得出准确的结论，一切都从实际出发。《易经》所阐述的“道器关系”也正是如此。“器”是物质，透过物质的特征来反推物质背后的规律，就验证了“道”。战国荀子：“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东汉王充：“天地合气，万物自生。”明朝王夫之：“气者，理之依也。”“天下唯器”，“道者器之道”，“无其器则无其道”。而“道”本身也是物质。所以《易经》提出了三易原则，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论述的思想：“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变化的，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加以掌握并利用的”，这里说起来是一段话，在《易经》那就是六个字：不易、变易和简易。简单地说，不易就是道，变易就是物质的运动变化，简易就是掌握并利用规律。当你达到“不易”的这个最高境界，也就是“道”的层面时，你就看懂了一切事物发展的变化规律，这就是“变易”，当你看懂了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时，你就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处理了，就能运用这个规律创造、发展出一切事物了，这就是“简易”。

 
　　从物质角度出发，才能够客观地反映世界，进而推导出其中的内在规律，并掌握此规律再进行对一切需要的创造。如果不从唯物角度出发，则极容易发展出历史虚无主义和务虚主义，搞出“屠龙之技”，而中国古代“闲来无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实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主张的“经世致用”精神高度契合，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高度契合。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强调的思想，是“心物一体”，道器不二。老子所阐述的“道”，本身也具有“唯物”性。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他所阐述的“道”，本身就是物质。

唯物主义就好比一面照妖镜，把一切不切实际的空想、骗术都照个明白，而将一切思想学说都变得实际，“从实际出发”。这恰好也是中华文化的根本追求，“道”的高明，是要创造发展出“器”的高明。没有“器”的“道”不是道，是骗术。

 
　　对于人类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言，这是最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哲学观点。

 
　　譬如算命先生学《易经》，只学会了占卜，孔子学《易经》，却感悟了天道。同样是学《易经》，结局却迥然不同。这就是孔子所感叹的“通途而殊归”，最后历史选择了孔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样都搞经济和物质，但是社会主义的物质高度发达是与人的精神境界成高度的和谐与共振，而资本主义则不然。故而历史将如同选择孔子一般选择社会主义。这也就是为何在“千年未有”之历史变局中，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奇迹般地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一步步让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伟大起来的根本原因。

 
　　有远大的构想和梦想才会有伟大的成就。共产主义就是宏大的人类未来构想，我在前面讲“知志”的时候讲过，志通质、智、置、治、制、致、至。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一定能用理想照亮现实，也一定能将梦想变成现实，现实也就是实质，所以“志”通“质”，实质的意思；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一定懂得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能够集中精力去做能做的，这种辨别是非的能力，就是一种智慧，也会不断拓展出伟大的智慧来，所以志通“智”，有志向的人会开启智慧；有宏大的志向，会懂得如何处理事物的关系，掌握相应的方法，这个“置”既代表“措置”的置，即方法；也代表位置的置，即地位。有宏大理想的人才能够有机会获得崇高的地位；志通“治”，有宏大志向的人，一旦在人生路上走偏，就会自觉发现并及时纠偏，因为他自觉到一旦走偏，必定实现不了志向与理想，所以通“治”，就是具有自我革命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中，后面三个都符合这一特征；也就必定能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制度，所以志通“制”；有远大的志向，就必定会多方考虑，注重周祥和细致，所以志通“致”，全面、周备、精细的意思；最后，一切条件成熟，终于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伟大的梦想，这就是志通至，达到的意思。所以中国共产党人，互称“同志”，虽然这个词语源于《易经》“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但是一个“志”的内涵已经说明了一切。

　　因为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土壤、共产主义的伟大指引，则必然有中国梦这一伟大构想的提出。这是中华民族的中国梦，更是中华文化为全人类描绘的世界梦。拥有宏伟的使命，就必定能在前行的道路上自动纠偏（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从而以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昂扬地行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一步步坚定有力地迈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让全人类获取幸福、生命成就这一伟大目标。

 
　　什么是国学？《现代汉语词典》中定义是“一国固有之学”，照此看来，中国国学只是世界各国国学中的一分子，并不能完整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征及与世界学术的根本区别。所以我曾经为“国学”做了一个新的诠释，所谓国学，就是“治国平天下之学”的简称。很多人说治国是把一个国家治理好，平天下是把无数个国家治理好。其实不对，首先，把无数个国家治理好本身就是对“治国”概念的重复，而治国是治国，平天下是平天下。两者岂能混为一谈？另外，在先秦时代可以这样定义“平天下”，周天子高高在上，所有的诸侯国都听命于他。但是到了现在，就不能再这样去理解，否则就会发展出霸权主义。我在《国学旨归》第一辑和《平心平天下》里面都有过新的诠释，平天下就是指一个人内圣的修养达到了与天相持平的境界，这个时候看到的一切都在自己的眼界和境界之下。平天下是指内圣的修养达到了极致，内圣修养达到极致，必定开启了无上的智慧，运用无上的智慧，自然就能创造出一切丰富的物质与文明。同时内圣的修养达到极致，也就是树立了崇高的人格，必然受到人们的拥护，所以内圣的修养达到极致，自然就能开创出外王的事业。“平天下”三个字，既包含了内圣的修养，又包含了王的事业。

　　那么中华文化平天下的追求，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实现。

　　今天，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将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与历史作用。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出发，就某种意义而言，中华民族其实已在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行进了数千年，也有过无数的曲折和血泪。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华民族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正因为中华文化本身就与共产主义所高度契合，所以临门一脚，结合历史经验、文化积淀与基本国情，踹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门，鉴古知今，彰往察来，正是有数千年的历史经验与文化积淀，习近平总书记自信并自豪地向世人宣告——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接近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在《平心平天下》中我曾论述过中国古代的帝王专制与西方所谓美式民主都不可能真正实现古代圣人所倡导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宏伟蓝图也即“共产主义”社会，而唯有现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实现，感兴趣可以看该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从国际视角来看，不仅体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等倡议上，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不做资本主义掘墓人，而旨在造福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拓展，也使得马克思主义超越社会主义国家范畴，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建“一带一路”，推进新型全球化和新型全球治理，在再造政党政治、创新人类政治文明的过程中，不仅有利于世界政党间的对话，也将使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蓬勃生机。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我们站在中华民族这个古老而伟大的巨人肩上，我们正昂首阔步于一个伟大新时代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