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风村的“启明星”
汽车艰难地在群山中盘转，忽然拐入躲藏在草丛里的一条山石小路。山路很窄，只能容下汽车左右两个轮子，年久失修，坑洼遍地。两边葱茏的青山寂静地肃立着，守望着这片曾经与世隔绝的桃花之源。
小路的尽头是一个被大山环抱的小山村，叫落松地。这个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莲城镇最为偏僻的村子，有一个曾令人闻之色变的名字——“麻风村”。
在这个不到50户人家的小山村，有一所开办了27年、目前有21名学生的学校。从建校至今，这里只有一名教师任教，他的名字叫农加贵。面对外界的歧视和家人的反对，27年来，农加贵从未离开过这所学校，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这里的特殊群体。虽然他获得的“最高荣誉”也只是“广南县先进教育工作者”，但当地的干部群众，甚至县委书记提起他，都是连连称赞。
“麻风村”终于来了第一位老师
1986年，一名只有20岁的年轻人“壮着胆子”走进“麻风村”，并选择留下来。从此，村里第一次有了老师，村民们“为孩子办一所学校”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这个年轻人就是农加贵。
“麻风村”初建时有56户180余口人，其中麻风病患者80余人，壮、苗、彝等5个民族混居。随着时间的推移，村里的孩子越来越多、逐渐长大，就学成了这个特殊村落居民最大的困难。然而，没有老师愿意到这个地方教书。农加贵的到来，让村民和孩子们看到了希望。
麻风病是一种极易流行的接触性传染病，可引起皮肤、神经、四肢和眼睛永久性损害。上世纪50年代，麻风病曾一度在广南流行，给当地群众带来深重灾难。由于当时医疗卫生条件较差，麻风病人得不到很好的救治，常常被村里赶出来，有的甚至被亲人遗弃。
“你再哭，再哭就把你送到麻风村。”当时，周边的群众对麻风病谈虎色变，常用这样的话吓唬哭闹的孩子，很多人甚至不愿提及“麻风”二字，而用“那病”来指，避如瘟神。当地政府把麻风病患者集中迁到这个大山深处偏远的地方，建立医治点集中医治。从此，“麻风村”便成了这里的地名。
为了防止病毒传染，当时仅有一条羊肠小路通向外界。在离村子6公里的村口，有一所当地人称的“医院”，实际上是防疫站。医院里的6名医生专为这个村子服务，同时也守在这里，不让人们随意进出。在医院和村子之间，有一个“中间区”，医院每隔一段时间将药品送到这里，村里派人到这里来取药，医生和病人不直接接触。
出生在广南县一个贫困壮族农家的农加贵，高二时不得不辍学回家。一天，在下坝小学当代课教师的叔叔找到农加贵，说“麻风村”想办学校，建议他去试一试。农加贵简直吓呆了，连连说：“不去不去!”农加贵的两个哥哥和父母也坚决反对：“不行!决不能去麻风村，我们决不同意!”“你可要想清楚，去了那里，将来还有谁愿意嫁给你!”叔叔劝农加贵，没那么可怕，不行我先带你去看看。
大约过了半个月，想了又想的农加贵还是随叔叔来到了“麻风村”村口的医院。医生们做农加贵的思想工作，告诉他，小孩子是没有病的，况且学校建在“中间区”，没有太大的危险，建议农加贵试一试。
农加贵终于答应试试，来到了位于“中间区”的学校。
那是农加贵第一次见到麻风病人。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8个家长带着12个孩子来了，大的十一二岁，小的五六岁，他们远远地站着，看着他。看到被病魔侵蚀得躯体严重畸形的家长，有的膝盖以下被病毒吞噬，仿佛在跪着走路，有的鼻子完全塌了，只剩两个黑黑的鼻洞。这样的情景，令当时的农加贵只想掉头就跑。
但农加贵最终没有跑，反而坚持了27年。
1986年9月3日，这个日子农加贵记得牢牢的。这一天，他走进了“麻风村”小学的教室。
这是一间用土坯建起来的屋子，中间一分为二，一半是医院用来放药品的，另一半就做教室。可教室实在不像教室，只有几张学生从家里抬来的七长八短的桌凳，一块一米多宽的黑板是用墨水染黑的，学生既没有课本也没有书。
农加贵到叔叔那里，打算找一些旧课本、旧书来给孩子们用。一年级的课本找到了两本，二年级的课本也只有两三本，课根本不知道该从何教起。没办法，农加贵只有教孩子们拼音和记100以内的数字。
“那个时候害怕吗?”“怕!我不敢和孩子们接触。比如孩子们写字握笔方法不对，我只有自己比画着教大孩子应该这样，然后由大孩子再去教小一点的孩子。”农加贵告诉记者，后来自己虽然适应了一些，“但我并不安心，还是想着要离开。”
“后来为什么留下了呢?”记者问他。
“村民对我太好了，孩子们也太听话了，他们都太需要我了!”农加贵连着说了几个“太”。
学校开办之初，还没有上报县教育行政部门，农加贵是村民自己请的代课教师。任教第一个月，村民们家家户户凑钱，一共凑了35元作为他的工资。村民们把钱放在蒸锅里蒸了消毒后，再请医生转交给农加贵。
当年10月，村民联名提出办村小的申请得到县文教局的批准，“麻风村”小学正式成立，农加贵成为学校唯一的老师，加上学前班，学校一共有3个年级。
作为代课教师，政府每个月给农加贵发19元工资。为了让农加贵留在村里教书，村民们自发集资，每月额外补助他30元，并一直持续到1992年农加贵转成公办教师。此外，村里又给农加贵划拨了两亩地，由村民帮着栽种和收割，还帮他饲养鸡鸭改善生活。村民们的好深深地感动了农加贵，一直不安的心渐渐安定下来。农加贵要求自己，“尽全部能力，教好学生，回报村民”。
为了孩子们走出大山过上正常生活
第二个学期，学校从破旧的“中间区”搬到了村口相对好一点的“医院”。
学生每天从6公里外的家来到学校读书，不管风吹日晒，都准点出现在教室。“27年了，除非生病，村里没有一个孩子迟到或早退，更没有人辍学。”每天，孩子们从家里带来冷饭当作午餐，从不抱怨。农加贵告诉记者，即便这样苦，村民们还是要把孩子送来读书，他们急切地希望健康的孩子能走出这座令人窒息的大山，融入到山外的世界中。
3年后，孩子们要转到村外学习。但周边村子的群众对麻风病认知有限，坚决不同意“麻风村”的孩子转到自己村里上学。
看着孩子们脸上的泪痕，看着村民们沮丧的神情，农加贵的心里也异常沉重：“难道这些孩子从此就要失去学习的机会?新的一年级学生又招进来了，但看到哥哥姐姐们从此不能再读书，从此就要回到村里耕田种地，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自然也没有了。”
多少夜的辗转反侧，农加贵最终做出决定，自己来教这些孩子，一直把他们教到六年级。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村干部时，村干部又惊又喜：“农老师，这样你忙得过来吗?”“我会累点，但我能做到!”为了这些无辜且可怜的孩子们，农加贵下定了决心。
从此，农加贵开始了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复式教学。每天，他先安排高年级的孩子预习或写作业，再开始教低年级的孩子;低年级孩子在开始复习时，他再去为高年级的孩子上课。在这种循环的复式教学中，农加贵也摸索出一套适合这些学生的教学方式，不断注入启发式的教学方法。
莲城镇中心学校校长黄座富说，农加贵的教学方法得到了专家的肯定，和近年来倡导的新课改理念非常接近。农加贵外出办事，孩子们就能在教室安静地自主学习。
“你在这所学校教书，有过被人歧视的时候吗?”记者问农加贵。
“有!每学期开学时，中心校都要集中学习。有认识我的老师就会躲我远一些。在讨论时，我发表意见，就会有鄙视的眼光投来，好像在说，你一个只能教‘麻风村’的老师能有什么水平。”说这话时，农加贵的表情淡淡的。
1992年，“麻风村”学校首届学生毕业了，要参加县里组织的毕业考试，学生们有望到县城上初中。但当初孩子们被拒之校外的阴云依然笼罩在大家的心头。农加贵提议：咱们改个村名吧，填写资料时不要填“麻风村”了。村民一致同意，但起个什么名字呢?一位村民想到自家栽种的花生，也叫落花生，这个村子四周满山遍野的又是松树，将两种植物的名称各取一个字，“就叫落松地吧!”从此，这个让人谈虎色变的村子有了新名字。
“当时我去看学生的毕业考试成绩，不敢说自己就是这所学校的老师，怕别人知道就是‘麻风村’，而是说来看另一所学校的成绩，顺便给‘落松地’的学生看一下。”中学的老师没有怀疑，便让农加贵查了成绩。令农加贵高兴的是，10名学生成绩优异，全部都被录取了。
接着，农加贵又带孩子们到县防疫站做了体检，并将学生的健康资料送到县文教局存档，以免将来发生其他意外。县文教局也对这10个孩子的情况加以保密。
说到送孩子们去县五中上学的情景，农加贵眼睛湿润了。他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帮他们把吃住安顿好，然后准备回家。可这10个长期与世隔绝并被歧视的孩子，一步不离地紧紧跟着他、看着他，什么也不说，但眼中充满了不舍……
1992年，通往落松地村道路上的警戒线被拆除了，医生也撤离了，宣告当地麻风病的历史已经结束，外界对这个村的看法也在一点点发生着变化。
这一年，学校迁进了村子，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历史。要建新学校了，村民们高兴得像过节似的，主动集资4000多元钱，投工投劳500多人次，用一个月时间建起了两间土木结构的教室，平整了一块水泥篮球场，砌起了围墙，添置教学设施，莲城镇落松地小学从此正式挂牌!
也就在这一年，农加贵从一名代课教师正式成为公办教师。
他是村民的技术员、采购员，学校的“伙头军”
27年的风雨同舟，农加贵与村民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从当初的怀疑、担心到熟悉、了解，直至现在的信任、依赖，这样的变化非一日之功，全都取决于农加贵坚持不懈的信念，真诚与朴实，热情与豁达。
学校搬到村子里后，农加贵更是被村民当成“座上宾”，这家请、那家请，他也没有任何忌讳，与村民和学生的感情更深了。
作为村子里学历最高的人，村民要读个信写个信，或是村里要发一个通知，都会找农加贵帮忙。农加贵平时也没有其他爱好，就爱摆弄一些电器，慢慢地他通过自学学会了维修技术，村民的电视坏了、收音机不响了，就抱着来找他。这个时候，农加贵从不因工作忙碌而推辞，一有时间就抓紧帮忙修理，需要配个零件，也是自己掏钱。
渐渐地，维修范围扩展到各式各样的农用机械、开山钻眼的工程机械、新式的高科技家电，农加贵边修边学，不断提高电器维修技能。有的村民不便外出，购买家电、生活用品、农用物资也全部依赖农加贵。一到休息的日子，他就成了采购员。
2002年，村里办起了成人技校，他教村民一些种植、养殖实用技术，原定每周只上两晚，可村民的学习热情高涨，要求增加到四晚。他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这一答应，他的工作就更忙了，白天要教两个复式班，晚上要给村民上课。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后，县里考虑落松地村的特殊情况，给21个学生每人每天3元的营养补助，并特批了10个寄宿生生活补助。这项工作的增加，又让农家贵成了“伙头军”。每天早上7点，他要准时为21个学生做早餐，面条或是米线，还得保证有一点肉或蛋。早上8点开始连轴转地上课，中午11点下课后，他还要带着几个年龄大的学生生火做饭，每餐两菜一汤，每周能吃上两到三次肉。
“累吗?”“习惯了，不觉得啊!”农加贵总是这样回答类似的提问。
得知记者来采访农老师，村民苗家全立刻迎了上来，她的两个女儿都是农加贵的学生。“20岁的大女儿已上广西打工，小女儿今年中考，可能考得上广南一中呢!”苗家全高兴地告诉记者。
“他是我的老师，我大儿子9岁了，现在又在他教的三年级读书。小儿子马上也要上一年级了。”村民董向国指着农加贵对记者说。
27年来，“麻风村”学校共招收了92名学生，已送走6届62名毕业生，他们中有教师、医生、公务员，还有企业老总。“我教过的学生都太好了，时常与我联系。两年前我父亲去世，有一个学生还大老远赶回来看我。”农加贵说。
如今，落松地小学共有3个年级、21名在校学生，农家贵就是21个孩子的第二个家长，帮孩子们消除心理障碍，并通过申请社会援助等方式让家贫的孩子都能上学。在农加贵眼里，这个曾被人们歧视和充满恐惧的小山村，如今已渐渐远离了传染病，村民们的脸上也逐渐露出了笑容，也许这就是他身为人师的最大快乐所在。
由于地处偏远，按广南县最新的教育发展规划，落松地小学在短期内不会撤销。但一直到现在，县里依然很难派新教师去接替农加贵，这意味着农加贵还要在这里坚守，或许他要付出的将是一生最好的时光。
“工作上我真不觉得苦和累，只要上级需要，我还会在这里教下去!”说这话时，农加贵没有夸张的表情和语气，黑黑瘦瘦的脸上挂着憨厚的笑容，但记者能感觉到，这话真的来自他心里。（本报记者 杨云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