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正在消失的乡土家园

 

 赵乃育/绘

　　1月底的中国西北，温暖得不似冬日。腊月二十八，甘肃省庄浪县岳堡乡王家村，当第一缕阳光催散晨雾照亮绵延的群山时，八十岁的柳奶奶已经拾掇完院子，开始在厨房里忙活了起来。
　　“儿子今天就回来了，把油饼煎好等着过年。”柳奶奶养育了五个儿子，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这意味着福气、壮劳力以及财富。但大儿子一家6口人四年前就已在宁夏潮湖务工并买房定居，四儿子和五儿子也在甘肃永登和宁夏安了家，二儿子和三儿子则常年在宁夏银川务工，三儿媳妇平时一直在岳堡乡照看三个孩子读书。
　　如今陪伴她的只有近五十岁的二儿媳妇，婆媳两人守着四座空落落的院子，照料着十几亩的田地，因为人力原因，部分田地已经荒芜。平日里，房前屋后难闻几次犬吠，只有到过年时二儿子和三儿子回来才会有点热闹的“人气”，可往年正月十五一过，随着他们的陆续离开，又只剩下了婆媳两人。
　　事实上，这只是王家村众多家庭的一个缩影。这个可能始建于明朝的山村，虽无沃野千里，但也梯田片片，最多时拥有300多口人。但从20世纪末开始，和国内千万个村庄一样，王家村也遇到了城市化浪潮的冲击。青壮年纷纷离家涌入城市，在每年一遍遍归家离家的轮回中，慢慢只剩下老人，还有数个倒塌的院落。
　　1998年，还在读初二的王效武辍学回家，先在家跟着别人开了一两年小客车，眼看赚不了什么钱，就又经老乡介绍去了宁夏开铲车，后来自己攒钱买了卡车，又去内蒙干起了拉煤的活儿。
　　“这里自然条件不好，全靠人力在土里刨食，根本不可能致富，一年变卖粮食赚的钱，出去一个月就赚回来了，村里的青壮劳力都出去打工了。”王效武算了笔账，风调雨顺时一亩麦子产量最多500斤，以1.1元/斤的价钱来算也就500多块钱，而一亩玉米的产量最多1500斤，以0.9元/斤来算收入也就不到1400元，洋芋今年收成好，一亩可收入1000元，但对劳力需求比较大。而王家村人均耕地面积为3亩，以此粗略估计，人均年收入最多4500元，这与出去打工10个月就能赚4.5万元相比，绝对是天上地下的差距。
　　进城的诱惑远不止于此。近几年在国家的不停反哺下，农村的日子好过多了，有了冰箱等现代化的电器，但交通的不便还是制约着山村。即使是现在，从庄浪县城开车到王家村也得两个多小时，其中岳堡乡到王家村还是一段窄小的山间小路，遇到下雨、下雪天，根本无法通车，只能靠步行。
　　“以前村里有个赤脚医生，后来年老有病被外地工作的儿子接走了，现在村里连个医生都没有，也没有药店和小卖部，看病、买东西都得走十几里山路到乡上去，有个小病什么的都挨着。”今年56岁的王效文感叹道。他和弟弟都在外工作，父母早已去世，98岁高龄的爷爷不愿意离开故土，所以每年假期和过年他们还会携家带口回到这个有着诸多不便的山村。
　　而教育的落后更是促使更多的人选择迁往外地。离村子最近的小学在隔着一条山沟的蔡家村，天晴的时候步行得40多分钟，一下雨就得一个多小时。原来还有9名老师和200名左右的学生，现在仅剩2名老师和一年级到三年级的8个学生，其中1名老师已经56岁。
　　“我想让我的孩子在更好的环境中长大，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刚赚钱那几年，王效武还翻修了家里的房屋，但眼看村里一户户的人家都搬走，他也动了离开的念头。如今他已在宁夏隆德县城落户买房，孩子也在当地幼儿园上学，打算明年就搬走。
　　据介绍，王家村目前共有6个组，其中上庄组共9户人，目前搬走的已有2户，还有3户常年不在。上咀组12户人中有7户已经搬走，赵家组7户人已搬走4户，前湾组、后湾组和陈家岔组也分别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家搬走。
　　“等我爷爷去世了，估计以后就再不会回这个地方了。”王效文指着自家院子西边已然塌陷的房屋说。在他看来，正在加速消失的不是简单的村庄，而是有着文化DNA的家园。如今一大半的田地荒芜着，村子已失去旧日的生气与温馨，就连过年也变得热闹不起来了，舞狮子、唱社火、迎喜神等这些曾经的乡村生活，就如一帧泛黄的旧年画，被越来越靠近城市的后生们一圈圈卷起，遗忘在日渐淡漠的乡情中。
　　王家村周围的村庄中同样的情况也在上演，“再过一些年，这些村子可能就会消失、灭亡。”王效文的语气肯定却又有些许伤感。相关部门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的自然村十年间由360万个锐减到270万个。这意味着每—天我国都有80个到100个村庄消失。
　　新图画也在打开，但显然还没有成形。这些离土离乡的农民迁入新疆、宁夏等地后，基本是城市边缘群体：没有田地，还是靠打工为生，大多数都没有户口，孩子只能在当地的学校借读，他们没有难以享受城市的各种保障，对于未来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把希望寄托在政策的改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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