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精英追求更多“选择权”

职场   来源:莞讯网  责任编辑:百花残  2013-12-26 14:51:03
  谈到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何振红讲了两个故事。
 
  几年前,在一个活动上,一位男士接过她的名片,惊讶地“哦”了出来,说,你就是何社长啊!我以为何社长是个男的呢!
 
  几年后的今天,何振红说,已经没有人看到她时会“哦”出声来了。在她身边的企业家中,她观察到了另一种故事:一个女企业家,每天都送孩子上学,有一天没送,心里就内疚得不得了。而一个男企业家会说,今天我对我女儿可好了,我花了一天时间陪她——一年也许就只花了这一天,他就觉得自己是个好父亲。
 
  这两个故事的背后,浓缩了中国女性社会角色和自我意识的变迁。一方面,毫无疑问,女性正越来越成为中国中坚力量的一部分,女性对自身潜力的认识和社会对女性的接纳,都已今非昔比。而另一方面,许多女性在跨越各种障碍,终于到达“高处”之后,却发现那里的风景并非那么美妙,在与男性平起平坐之后,她们开始自问:我们真的需要和他们一样吗?
 
  女权主义的“中年期反省”
 
  因为工作关系,何振红也主持着关注中国女性高管的“商界木兰”论坛,与中国的商业女性群体保持着近距离的观察和对话。她注意到了这个群体中开始出现的一种反思:“一开始女性是不受重视的,或者是受歧视的。然后我们告诉她们,你们可以和男孩子一样,甚至做到比男孩子更强。后来你发现,其实有一些‘强’,是强女人所难的,是一种矫枉过正。我觉得现在的反思非常好。”
 
  即便是在女权主义更盛行的西方世界,这种反思也渐成潮流。
 
  虽然在今年的女性话题讨论中抢掉大部分风头的,是Facebook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的一本《向前一步》(Lean In),但另一本观点迥异、名为《女超人:性、权力和完美主义》(Wonder Women: Sex, Power and Perfection)的新书,在精英女性圈子中也引发许多共鸣。
 
  《女超人》的作者斯帕尔,曾是哈佛商学院最年轻的女教授,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女子学院院长,结婚25年,有3个孩子。她在书中传递的主要信息是:广告、女性杂志给大众灌输的那些成功女性的光鲜形象,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我们曾经以为我们能姿态优美地滑进一个两性平等的新时代,同时拥有漂亮的孩子、善解人意的丈夫和董事会的席位。我们错了。”
 
  如果说《向前一步》还在呼吁女性建立更大的抱负心、更努力地追求职业梦想,那么《女超人》就是在劝慰纠结中的女性,不需追求事事尽在掌握,可以代之以更易实现的目标。
 
  《女超人》应该能在中国找到不少拥趸。在我们采访过的精英女性中,大部分都对存在“全知全能”型的女超人表示怀疑。即使是受过最良好教育、最具自我意识的女性也承认,有所放弃是必然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普乐普公关公司总裁、亚洲女性发展协会会长魏雪,她更被人熟知的身份,是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的太太。
 
  魏雪出身中医世家,母亲是“白敬宇药行”(电视剧《大宅门》中“白家老号”的原型)的后人。她在日本和美国接受高等教育,90年代回国后成为中国第一代“公关人”,曾把一家公关公司做到了全国前十。事业还在成长期时,她嫁给了李东生,他们的婚姻被看做是“强强联合”。但到两个儿子出生时,她意识到,除了部分放弃事业外,别无选择。她不再管理公关公司的日常经营,看着公司的利润率一点点下滑。
她说:“我是一个职业女性,从创业到结婚,像工作狂一样工作了十几年,但当有了孩子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纠结,纠结在时间怎么花。对我来讲,经营公司、做我梦想中最想做的社会公益工作、我最爱的两个儿子、我还想帮助老公,我怎么分配自己有限的时间?”
 
  十年之前,我们采访的中国商界女性,还大多以女强人的面目示人,从举止到装扮都刻意男性化,“比男人更雷厉风行”是对她们常见的赞美词。十年之后,商界女性们亮相时,普遍地更加柔美,更加女人,更愿意直视内心,也更勇于示弱。
 
  何振红认为,这是一种可贵的回归,回归到社会本来的面目。FT专栏作家吉莲•邰蒂则将这种反思称为女权主义的“中年期反省”——在被灌输了二三十年要去与男性平等竞争的观念后,女性终于愿意勇敢承认,她们有些绕不过去的障碍。
 
  女性“能够选择”比“选择什么”更重要
 
  但另一种看法是,在两性平等上还远远落后于西方水平的中国,现在就讨论女性的回归,还为时过早。
 
  的确,在商业和政治世界中,中国女性的整体地位仍然明显偏弱。在中国最高领导层——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七常委”中,无一人是女性;25位政治局委员中,仅两名女性。
 
  根据咨询公司麦肯锡的最新调查,2013年,在中国企业中,女性只占董事会席位的8%,远低于美国的16%和挪威的34%。
 
  何振红认为,女性头顶的“玻璃天花板”有多厚,与她在企业或政府部门中所处的层级有关,所处层级越高的女性,眼界和自我觉醒意识越大,天花板越薄。“对一个层级比较低的女性,她自我的认知没到这个程度,她的内心追求不够大。她可能说:我就愿意做一个小女人。”
 
  麦肯锡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在企业中级管理层中,58%的受访对象对自己能够成为企业最高管理者有信心,而在高级管理层中,这一比例跃升到了69%。
 
  低层级女性的不自觉的自我抑制,和已经突破天花板、到达高位的女性的主动放弃,显然有所不同。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各地的女性权益倡导组织,都在更多地将目光投向更年轻的、甚至是高中生阶段的女性,希望能尽早拓展她们的眼界,开启她们的自我认知。
 
  而在商界,包括欧盟在内的许多国家开始尝试通过立法,规定女性占企业董事会席位的下限。虽然这类政策被很多人批评为形式主义和拔苗助长,但其背后的一个隐藏逻辑是:在经历最初的强制规定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更高层岗位,她们能为年轻女性树立起更多标杆,能改变男性主导的企业文化,擢升更多的女性下属,渐渐使得女性进入高层成为一个自然自发的过程。
 
  到底是“向前一步”,还是回归家庭?魏雪的看法是,选择什么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社会要给女性创造选择的机会。
 
  “中国给予女性的选择是很少的,”她说。“你选择留在职场,很可能是迫于生活压力,要赚钱,要养家糊口。你选择回归家庭,很有可能也是被迫的,迫于非常有钱的老公的压力,迫于婆婆的压力,迫于没有一个更好的社会体系的支撑,比如幼儿园,比如上班时候可以喂婴儿的房间。因为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孩子没有人管,老公又完全放弃管孩子的责任,很多女性只能被迫回家。我想强调的是,回归家庭也好,留在职场也好,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自由选择的空间。”
“三有女人”——推动中国社会的新力量
 
  女性能否选择、如何选择,在很多时候取决于她们的财务安全。因此,在中国人的财富不间断地积累了近四十年后,不可否认,中国女性的选择空间已经拓宽了许多,在“常规道路”之外,自主创业的、自由职业的、回归家庭的、甚至背起行囊环游世界的女性都越来越常见。令许多观察者更感欣喜的是,与中国的男性企业家相比,实现了财务自由的女性企业家在个人、家庭和社会角色中的切换更显从容,有着更为积极和丰富的精神世界,对文化和公益更热心。
 
  用女企业家、北京中恒聚信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瑛的话说,中国的女性精英群体普遍更为“完整”,大多数人有着正常的家庭生活,愿意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和孩子,不会像很多男同胞一样为了事业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心态更豁达和阳光,更关注社会。
 
  比如魏雪,她说她最放不下的工作,不是她的公关公司,而是她的公益事业。她与李东生先生六年前捐资设立的华萌基金,是希望工程成立以来的首个企业家个人公益基 金,已连续多年资助云南和广东的贫困高中生。之后他们又设立TCL公益基金,重点关注贫困地区的乡村女教师。
 
  在近年涌现出的所谓“创二代”群体中,有更多年轻女企业家在接手家族企业之初,就涉足公益,比如从父亲手中接管了四川大型民营企业——思博机械的龚晓思。
 
  这位“85后”姑娘说,她接班之初,就坚持要设立一个公司内部的公益基金,帮助在公司打工的农民工的孩子读大学,因为她目睹了父亲的创业过程,明白知识可以怎样改变人生。这件事情父亲一开始不同意,因为这意味着每年好几百万的支出。龚晓思坚持了下来,到去年已经资助了300个这样的家庭,只要孩子考上大学,由基金支付四年的所有学费。
 
  但龚晓思坦率承认,她之所以能够做公益,却正是得益于父亲的财富积累。“并不是说我比别人牛逼,而是因为我有安全感,”她说。“我父亲觉得那是血汗钱,一分一厘都是血汗钱。但是二代们,做慈善也好,或者对社会企业探索方面,会更大胆一些。
 
  那么当越来越多中国女性拥有了良好的教育和视野,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对人生拥有更大的掌控权后,作为一个群体,她们会带来什么?
 
  何振红对此十分乐观。
 
  “十年前我和一个北大教授聊天,他就说过,未来的社会将是‘三有’女人推动的。什么叫‘三有’?第一是有钱,第二是有闲,第三是有品位。到了今天,我觉得中国的商界女性,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首先财富自由了,二是公司管理进入一个境界后,有职业经理人接管,她们的时间就会多一点,生活的品位也上来了,她就会追求用文化的力量去改变社会。我觉得,这会比她们在商业中间的作为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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