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精英追求更多“选择权”

　　谈到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何振红讲了两个故事。

 

　　几年前，在一个活动上，一位男士接过她的名片，惊讶地“哦”了出来，说，你就是何社长啊！我以为何社长是个男的呢！

 

　　几年后的今天，何振红说，已经没有人看到她时会“哦”出声来了。在她身边的企业家中，她观察到了另一种故事：一个女企业家，每天都送孩子上学，有一天没送，心里就内疚得不得了。而一个男企业家会说，今天我对我女儿可好了，我花了一天时间陪她——一年也许就只花了这一天，他就觉得自己是个好父亲。

 

　　这两个故事的背后，浓缩了中国女性社会角色和自我意识的变迁。一方面，毫无疑问，女性正越来越成为中国中坚力量的一部分，女性对自身潜力的认识和社会对女性的接纳，都已今非昔比。而另一方面，许多女性在跨越各种障碍，终于到达“高处”之后，却发现那里的风景并非那么美妙，在与男性平起平坐之后，她们开始自问：我们真的需要和他们一样吗？

 

　　女权主义的“中年期反省”

 

　　因为工作关系，何振红也主持着关注中国女性高管的“商界木兰”论坛，与中国的商业女性群体保持着近距离的观察和对话。她注意到了这个群体中开始出现的一种反思：“一开始女性是不受重视的，或者是受歧视的。然后我们告诉她们，你们可以和男孩子一样，甚至做到比男孩子更强。后来你发现，其实有一些‘强’，是强女人所难的，是一种矫枉过正。我觉得现在的反思非常好。”

 

　　即便是在女权主义更盛行的西方世界，这种反思也渐成潮流。

 

　　虽然在今年的女性话题讨论中抢掉大部分风头的，是Facebook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的一本《向前一步》（Lean In），但另一本观点迥异、名为《女超人：性、权力和完美主义》（Wonder Women: Sex, Power and Perfection）的新书，在精英女性圈子中也引发许多共鸣。

 

　　《女超人》的作者斯帕尔，曾是哈佛商学院最年轻的女教授，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女子学院院长，结婚25年，有3个孩子。她在书中传递的主要信息是：广告、女性杂志给大众灌输的那些成功女性的光鲜形象，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我们曾经以为我们能姿态优美地滑进一个两性平等的新时代，同时拥有漂亮的孩子、善解人意的丈夫和董事会的席位。我们错了。”

 

　　如果说《向前一步》还在呼吁女性建立更大的抱负心、更努力地追求职业梦想，那么《女超人》就是在劝慰纠结中的女性，不需追求事事尽在掌握，可以代之以更易实现的目标。

 

　　《女超人》应该能在中国找到不少拥趸。在我们采访过的精英女性中，大部分都对存在“全知全能”型的女超人表示怀疑。即使是受过最良好教育、最具自我意识的女性也承认，有所放弃是必然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普乐普公关公司总裁、亚洲女性发展协会会长魏雪，她更被人熟知的身份，是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的太太。

 

　　魏雪出身中医世家，母亲是“白敬宇药行”（电视剧《大宅门》中“白家老号”的原型）的后人。她在日本和美国接受高等教育，90年代回国后成为中国第一代“公关人”，曾把一家公关公司做到了全国前十。事业还在成长期时，她嫁给了李东生，他们的婚姻被看做是“强强联合”。但到两个儿子出生时，她意识到，除了部分放弃事业外，别无选择。她不再管理公关公司的日常经营，看着公司的利润率一点点下滑。

她说：“我是一个职业女性，从创业到结婚，像工作狂一样工作了十几年，但当有了孩子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纠结，纠结在时间怎么花。对我来讲，经营公司、做我梦想中最想做的社会公益工作、我最爱的两个儿子、我还想帮助老公，我怎么分配自己有限的时间？”

 

　　十年之前，我们采访的中国商界女性，还大多以女强人的面目示人，从举止到装扮都刻意男性化，“比男人更雷厉风行”是对她们常见的赞美词。十年之后，商界女性们亮相时，普遍地更加柔美，更加女人，更愿意直视内心，也更勇于示弱。

 

　　何振红认为，这是一种可贵的回归，回归到社会本来的面目。FT专栏作家吉莲•邰蒂则将这种反思称为女权主义的“中年期反省”——在被灌输了二三十年要去与男性平等竞争的观念后，女性终于愿意勇敢承认，她们有些绕不过去的障碍。

 

　　女性“能够选择”比“选择什么”更重要

 

　　但另一种看法是，在两性平等上还远远落后于西方水平的中国，现在就讨论女性的回归，还为时过早。

 

　　的确，在商业和政治世界中，中国女性的整体地位仍然明显偏弱。在中国最高领导层——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七常委”中，无一人是女性；25位政治局委员中，仅两名女性。

 

　　根据咨询公司麦肯锡的最新调查，2013年，在中国企业中，女性只占董事会席位的8%，远低于美国的16%和挪威的34%。

 

　　何振红认为，女性头顶的“玻璃天花板”有多厚，与她在企业或政府部门中所处的层级有关，所处层级越高的女性，眼界和自我觉醒意识越大，天花板越薄。“对一个层级比较低的女性，她自我的认知没到这个程度，她的内心追求不够大。她可能说：我就愿意做一个小女人。”

 

　　麦肯锡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在企业中级管理层中，58%的受访对象对自己能够成为企业最高管理者有信心，而在高级管理层中，这一比例跃升到了69%。

 

　　低层级女性的不自觉的自我抑制，和已经突破天花板、到达高位的女性的主动放弃，显然有所不同。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各地的女性权益倡导组织，都在更多地将目光投向更年轻的、甚至是高中生阶段的女性，希望能尽早拓展她们的眼界，开启她们的自我认知。

 

　　而在商界，包括欧盟在内的许多国家开始尝试通过立法，规定女性占企业董事会席位的下限。虽然这类政策被很多人批评为形式主义和拔苗助长，但其背后的一个隐藏逻辑是：在经历最初的强制规定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更高层岗位，她们能为年轻女性树立起更多标杆，能改变男性主导的企业文化，擢升更多的女性下属，渐渐使得女性进入高层成为一个自然自发的过程。

 

　　到底是“向前一步”，还是回归家庭？魏雪的看法是，选择什么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社会要给女性创造选择的机会。

 

　　“中国给予女性的选择是很少的，”她说。“你选择留在职场，很可能是迫于生活压力，要赚钱，要养家糊口。你选择回归家庭，很有可能也是被迫的，迫于非常有钱的老公的压力，迫于婆婆的压力，迫于没有一个更好的社会体系的支撑，比如幼儿园，比如上班时候可以喂婴儿的房间。因为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孩子没有人管，老公又完全放弃管孩子的责任，很多女性只能被迫回家。我想强调的是，回归家庭也好，留在职场也好，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自由选择的空间。”

“三有女人”——推动中国社会的新力量

 

　　女性能否选择、如何选择，在很多时候取决于她们的财务安全。因此，在中国人的财富不间断地积累了近四十年后，不可否认，中国女性的选择空间已经拓宽了许多，在“常规道路”之外，自主创业的、自由职业的、回归家庭的、甚至背起行囊环游世界的女性都越来越常见。令许多观察者更感欣喜的是，与中国的男性企业家相比，实现了财务自由的女性企业家在个人、家庭和社会角色中的切换更显从容，有着更为积极和丰富的精神世界，对文化和公益更热心。

 

　　用女企业家、北京中恒聚信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瑛的话说，中国的女性精英群体普遍更为“完整”，大多数人有着正常的家庭生活，愿意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和孩子，不会像很多男同胞一样为了事业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心态更豁达和阳光，更关注社会。

 

　　比如魏雪，她说她最放不下的工作，不是她的公关公司，而是她的公益事业。她与李东生先生六年前捐资设立的华萌基金，是希望工程成立以来的首个企业家个人公益基　金，已连续多年资助云南和广东的贫困高中生。之后他们又设立TCL公益基金，重点关注贫困地区的乡村女教师。

 

　　在近年涌现出的所谓“创二代”群体中，有更多年轻女企业家在接手家族企业之初，就涉足公益，比如从父亲手中接管了四川大型民营企业——思博机械的龚晓思。

 

　　这位“85后”姑娘说，她接班之初，就坚持要设立一个公司内部的公益基金，帮助在公司打工的农民工的孩子读大学，因为她目睹了父亲的创业过程，明白知识可以怎样改变人生。这件事情父亲一开始不同意，因为这意味着每年好几百万的支出。龚晓思坚持了下来，到去年已经资助了300个这样的家庭，只要孩子考上大学，由基金支付四年的所有学费。

 

　　但龚晓思坦率承认，她之所以能够做公益，却正是得益于父亲的财富积累。“并不是说我比别人牛逼，而是因为我有安全感，”她说。“我父亲觉得那是血汗钱，一分一厘都是血汗钱。但是二代们，做慈善也好，或者对社会企业探索方面，会更大胆一些。

 

　　那么当越来越多中国女性拥有了良好的教育和视野，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对人生拥有更大的掌控权后，作为一个群体，她们会带来什么？

 

　　何振红对此十分乐观。

 

　　“十年前我和一个北大教授聊天，他就说过，未来的社会将是‘三有’女人推动的。什么叫‘三有’？第一是有钱，第二是有闲，第三是有品位。到了今天，我觉得中国的商界女性，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首先财富自由了，二是公司管理进入一个境界后，有职业经理人接管，她们的时间就会多一点，生活的品位也上来了，她就会追求用文化的力量去改变社会。我觉得，这会比她们在商业中间的作为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