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电网原总经理吴周春卸任5年被调查
十八大后掀起的反腐风暴中，国企成为沦陷重灾区。纪委紧追猛打，调查抽丝剥茧，牵出“能人”一堆，窝案一串，连央企退休“大老虎”也未能“幸免”。
国企反腐，关键在人。高管们亦步亦趋，游走于政商两界，有时掌握着“比市长甚至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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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审批权”。然而，对高管们的监管，却常处于真空地带。网友说得好：上级反腐的力度有多大，正暴露出积弊有多深，日常监督有多难。
如今，国企反腐已迎来新起点。我们要做的，不光是将犯罪的高管送进牢房，打好攻坚战，更要将一把手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打好持久战。
吴周春当了六年总经理，经他手花出去的钱就有上千亿元。这时光靠个人道德约束是不行的。如果没有严格的监督体系，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广东电霸”卸任5年被调查
文_本刊记者 龙在宇 发自广州、湛江
马年正月初十，南粤大地打响了春节后反腐第一枪。中枪落马者，正是这里一名已卸任5年的国企退休高管。当日，广东省纪委网站发布消息，广东电网原总经理吴周春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从2003年至2009年，吴周春担任此职长达6年。曾有媒体赞他是中国电力市场的“华南虎”，亦有反对者骂他是“南霸天”。一名当地官员告诉廉政瞭望记者，无论“华南虎”抑或“南霸天”，吴周春当年可谓“权势熏天”。一般来说退下来的干部也就意味着平安着陆了，像吴周春这样卸任5年还被揪出来，的确有些不同寻常。更有业内人士称，反腐利剑或已指向电力系统高层。
湛江往事：“什么好事都让他赶上了”
今年63岁的吴周春老家在湛江东海岛，曾在湛江有名的觉民中学读书，据他的一名中学同学介绍，吴的家境一般，读书却很用功。
“许多老同学都说，老吴这人命好，什么好事都让他赶上了。”上述人士介绍，吴的成绩可以算中上，还不到出类拔萃的地步。但在上世纪70年代，他却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进入华南理工大学学习。毕业后回湛江担任供电公司技术员，这时赶上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浪潮，吴周春的大学文凭又变成香饽饽。1984年，33岁的吴周春被任命为湛江市供电局局长，成为当时广东电力系统最年轻的局长。
当然，一个农家子弟要成为手握重权的电力“南霸天”，除了命好肯定还有其它常人不及的特质。在湛江市供电局局长任上，吴周春迅速成为广东电力系统的风云人物，单位的各项业务指标，在广东全省名列前茅。1987至1989年，吴周春连续3年被评为湛江市优秀企业家。
湛江供电局当时的老职工，不少人至今对吴周春依旧抱有好感。在他们看来，吴周春当时年富力强，干工作大刀阔斧，不回避矛盾，在许多事情的处理上也能秉持公心。一名老职工告诉记者一个细节，局里当时购置了一台进口轿车，吴周春自己不肯坐，坚持让给一名年纪大的副局长坐。
不过这里年龄相对较小的职工，提起吴周春却并无好感。这里面就有人告诉记者，吴周春后来发达了，他的许多亲友也在湛江做与电力有关的生意。“不管里面有没有利益联系，起码外界观感不好。”据记者了解，吴周春在全省范围内推动的企业改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到基层职工的利益。湛江供电局一名副局长的夫人，甚至因为企业改制的事，和职工一起去过广州上访。
1991年，吴周春离开湛江后，也驶入了个人仕途的快车道，先后担任广州电力工业局局长、广东电网公司总经理。一名电力系统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广东电网公司论级别只是正厅，但吴周春手中的权力大得惊人。“他只要稍微放纵一下，就会蜕变为巨贪。”
“广东电霸”：上级副总的账也不买
2002年，我国在原国家电力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2家电网公司，5家发电集团公司。后者主营发电业务，前者（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则负责输配电业务。
广东电网公司一名退休处级干部告诉记者，在南方电网内部，广东电网公司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它四省区年用电量的总和，依旧不及广东电网。“所以吴周春很牛，他几乎只听南方电网董事长一个人的，其他副总的账也未见得要买。”
由各地区供电局演变而来的电网公司，既是“运动员”，也兼具“裁判员”的角色。许多企业乃至机关单位的用电报装、变电站改造，都需要电网公司点头同意。这无疑使得吴周春手中权力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正因为此，许多人送给了吴周春一个头衔——“广东电霸”。
记者从多名人士口中，都听到过一起吴周春与著名港资企业“斗法”的故事。该企业在广州投资建设了一座大型城市综合体，原有的变电站负荷不够，需要重新改造。报告送到吴周春这里，他却压着不办。作为一个投资几十亿的大项目，晚一天营业就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损失。外界普遍猜测，吴周春这番态度，就是因为这家港资企业在选择变电站改造工程的施工方时，“冷落”了一家与吴关系密切的公司。
换做一般小公司，早就向吴周春这个“南霸天”缴械投降了。可偏偏这家港资企业在大陆拥有深厚人脉，他们不仅不买吴周春的账，还把状告到北京。到最后，两边各退一步，事情才就此收场。
基建疑云：多家电企老总不敢开机
伴随南方电网以及广东电网公司的组建完成，接下来便是大规模的基建工程。吴周春快马加鞭进行电网建设，上任后的前3年里完成建设投资超过500亿元，超出原计划投资141亿元。同时，主营业务收入也节节攀升。2009年，也就是吴周春卸任广东电网总经理职位那一年，在国家“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刺激下，广东电网史无前例地投资459亿元用于电网建设，同比增长113.27%，占全国电网建设总额的八分之一。
南方电网一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吴周春当了6年总经理，经他的手花出去的钱就有上千亿元。“光靠个人道德约束是不行的。如果没有严格的监督体系，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这名人士表示，吴周春究竟触碰了哪些红线，还有待查明。但很多私底下都在传，他应该是在大规模的基建工程中，拿了好处。
一名持续多年举报吴周春的人士告诉记者，近年来，广东有几名商人借助与吴的特殊关系，涉足电缆制造、变压器制造、电力工程施工等领域，攫取巨额财富。其中一名贺姓商人，就仗着同吴的关系，成为一家大型集团公司董事长，其公司业务遍及电力工程整条产业链。
据悉，这名商人已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记者就此向该集团公司办公室致电，工作人员听完记者的采访请求，只说了一句“我们不接受采访”，便匆匆挂断电话。
另据了解，广东还有多家涉及电力领域的企业负责人，近来手机处于关机状态，其本人也未在单位露面。
吴周春任上的一大政绩，就是在广东电网推行“阳光采购”，为此他还接受过多路记者采访。当时有媒体报道，透过这套系统，广东电网公司所有大型设备采购以及工程领域的招投标都“摊在阳光下”。甚至广东电网公司采购设备时，还要与厂方签订《廉政协议书》，要求供方不得向电网公司的人员进行各种贿赂行为。
制定“阳光采购”政策的领导者却因为“不阳光”而落马，多少有些讽刺。一名广东电缆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所谓“阳光采购”，早被业内人士嗤之以鼻，只能去忽悠外边的人。“那份《廉政协议书》倒还有点用，因为协议书的内容很具体，被厂家的销售人员称为‘腐败作业指导书’。”
网帖攻防：“想扳倒吴的，是一股势力”
2009年，吴周春卸任广东电网总经理，转而出任南方电网旗下的南网国际董事长。这在圈内人看来，已经算是退居二线。到2012年，吴周春正式退休。
2011年，相关部门曾对广东电网2003年至2009年财务收支进行审计，发现有人为调减利润6.16亿元，35.10亿元资金用于补贴未经核准违规建设的电厂等问题。不过对于一家年销售额超过2000亿元的大型企业来说，这些问题还不足以撼动吴周春。因此在许多人眼中，吴周春算是平安着陆了。
有知情人士却告诉记者，所谓吴周春平安着陆，绝对是个假命题。在他退休前后，去上访告状的人很多，网上也出现许多举报吴周春的帖子。
“出现那么多网帖，绝对不正常。”这名人士分析说，关键是这些帖子居然一直没有被删，还被放在显著位置。况且，这些帖子列举的线索十分详实，绝不是单独一个人能掌握的。
有一种说法，想扳倒吴周春的，不是某几个人，而是一股势力。这里面既有他昔日的同僚，也有那些被他刁难过的企业。
记者就此说法向一名举报吴周春的举报者求证时，他否认背后有人支持，只是说：“吴周春干的坏事太多，罪有应得！”
一名与吴周春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士介绍，吴周春得罪的人不少。他连著名港资企业都敢惹，那些被他整过的中小企业更是不计其数。
此人回忆，年前他与吴周春聊过一次，谈到这些网贴，吴很愤慨，还说这些发帖的人只是打手。“我接着问吴，背后是谁，吴摇头不语。隔了一会儿，他又痛斥如今是小人得志，这伙人最终会作茧自缚。”
就在吴周春被带走调查前，又有一些帖子出现在网络……
采访过程中，无论对吴周春持怎样评价的人，都不会否认吴是一个精明强干的领导者。正是这种强势作风，在推动企业快速发展时，也让吴周春成为许多人闻之色变的“电霸”。有电力系统内部人士不无惋惜地说：“很多市委书记都很难在任上完成上千亿的基础设施投资，吴周春身为国企掌门人却做得到，但他花钱时面临的监督，比起政府是小了太多啊。”
“过去曾有人诟病国企反腐是‘蜻蜓点水’，现在任何权力的保护伞都变得苍白了。”
2013年9月12日，天津市纪委通报，天津燃气集团总经理金建平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在十八大后的反腐风暴中，这条消息并不起眼，但细细咀嚼个中细节，仍值得玩味。除了金建平是裸官，曾试图潜逃国外未遂外，他还被曝与中石油关系紧密。2010年8月，中石油天津天然气管道公司成立。当时出席仪式的，还有如今同样涉嫌违纪的中石油副总李华林。
时至今日，国企反腐依旧抢夺公众眼球。与此同时，中央打国企大老虎的新策，落马国企高管的个性特征及腐败手段，也随个案的披露逐渐清晰。对集体腐败一网打尽，正是反腐新策中突出的特征之一。
反腐“五多”：一网打尽，连根拔起
廉政瞭望记者统计发现，十八大以来落马的厅级及以上国企高管，被公开详细报道的至少有30人。梳理肃贪过程，可总结出“被查一把手多”、“垄断行业多”、“窝案多”、“官商、商商勾结多”、“涉案企业盈利多”的特点，这也反映出当下国企反腐力度之大。
被查的一把手多，是最直观的特点。30名贪腐高管中，23人为一把手。职务最高者，为中石油原董事长、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
从央企到地方，被查高管多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垄断行业“掌舵”。一年多来，石油、钢铁、煤炭、电力、通信、航空等行业均有高管落马，还往往拔出萝卜带出泥，引出另一个特点：窝案多。
盘点央企里发生的窝案，石油系统无疑最具代表性。2013年落马的除了蒋洁敏、时任中石油副总王永春、李华林外，还有中石油原副总裁冉新权、中石油原总地质师王道富、中石油四川石化原总经理栗东生等，而天津燃气集团总经理金建平等也与“石油系”贪腐高管过从甚密。
央企中通信、航运等行业的窝案也颇引人注目。中移动反腐大戏从2009年原总裁张春江落马起从未断过。2013年，广州移动总经理李欣泽等的落马将广东移动董事长徐龙牵出。中国远洋副总裁徐敏杰身陷囹圄，则因中海油运原总经理茅士家等被调查而起。
与此同时，各省对垄断行业腐败的查处力度也在增大。号称“世界最大锡业公司”的云锡集团原掌门人雷毅、“西南和华南最大钢铁联合企业”柳钢集团董事长梁景理先后折戟便是证明。而2014年2月，广东电网集团原董事长吴周春的落马，则揭开了电力系统腐败的冰山一角。
“十八大后对厅级以上国企高管的查处，针对的多是重点领域、关键行业，有些还是过去很少去触碰到的。”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对国企高管的肃贪行动体现出系统治理的思路。“过去曾有人诟病国企反贪是‘蜻蜓点水’，现在任何权力的保护伞都变得苍白了，目标就是一网打尽、连根拔起。对该系统的腐败病毒深入地查杀一遍，为将来制度反腐打下基础。”
官商勾结一向被外界诟病。而这30名落马高管，与官员、商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显现出政商合谋的趋势，这标志着国企反腐进入查处利益集团的深水区。如李春城落马，被曝是由“先进去”的成都工投原董事长戴晓明牵出。李落马后，成都兴蓉集团原董事长谭建明等又被调查。“商商勾结”方面，石油系高管落马，牵出神秘商人周滨最为典型。
与过去国企腐败会导致亏损的逻辑不同，30名落马高管任职企业中，尽管有中国远洋、云锡等5个处于亏损，但更多企业业绩尚可。如王永春管理的大庆油田，2013年上半年为中石油贡献近半利润。毛志刚执掌的成都银行尽管上市受阻，但2012年净利润较上年仍有5.74%的增幅。
“现在部分垄断国企发展势头不错，高管腐败的手法也更隐蔽，但他们还是被挖出来了，说明反腐横无死角、纵无禁区。核心只有一个，不能用改革和发展的成绩来掩盖问题。”有反腐专家表示。
落马者素描：“英雄”还是“狂人”？
上世纪60年代左右生人，从技术员起家，成长为行业翘楚，多为“明星人物”，性格强势霸道……这幅“落马高管素描图”，勾勒出本刊统计的30人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特征。
“与党政官员是块转，哪里需要往哪搬不同，很多国企专业性较强。从基层做起，懂业务，是选拔一把手时考虑的必备素质。”上述专家称。
1980年，22岁的徐敏杰从青岛远洋船员学院毕业，成了一名船长。那时，他一次离家就是6个月，常年在惊涛中搏击，处理货运经济纠纷、和海盗打交道。那时穿越亚丁湾，可没有中国军舰护航，有同事差点被海盗绑架……这些历练，锻炼了他的管理能力和眼光。
郑煤集团原董事长、60后孟中泽也是从基层干起，从基层煤矿技术员、总工、矿长等拾级而上。蒋洁敏亦一度上演了从“修井工人”到国资委主任的“传奇”。
在企业内部，多名落马高管都是改革派，业务和管理水平曾获认可。安徽省军工集团原董事长黄小虎在滁州卷烟厂厂长任上时，曾因成功打造安徽著名卷烟品牌“红三环”，当选2003年该省“十大经济人物”。面对2008年后钢铁全行业性不景气，时任柳钢老总梁景理认为，“行业危机，并非每个企业都糟糕。” 他大力拓展非钢产业，前些年柳钢在全行业亏损潮中仍保持盈利。以至于其落马后，有柳钢员工惋惜“没有他，我的收入没这么高……”
有的落马高管还曾因胆识过人头戴“英雄”桂冠。2007年，陕县支建煤矿发生淹井事件，义煤集团董事长武予鲁敢于抗拒副省长“撤离令”，力主冒着瓦斯爆炸的风险继续救援，终于解救了69名矿工。救援现场，他身穿矿工制服，满头大汗参加抢险的情景被记者拍摄下来，后来，被救矿工代表曹百成，还来到义煤集团，向武予鲁送锦旗及感谢信。
不过，当事业达到巅峰，这群业务尖子强势的一面就有可能演变为骄傲和霸道。如雷毅是出了名的“暴脾气”，在办公室发火训人时，上下三层楼都能听到。就连业务型领导梁景理，也被前班子成员狠批“人太狂”。2009年初，武予鲁下令，将一封举报自己、历数其贪腐罪状的登在内刊《义马矿工报》上。有人认为，他想告诉所有人，你们去告吧，我不怕！
缺乏监督的“强势，会给企业带来祸患，也使自己走上不归路。雷毅力排众议推行、并引以为豪的“多元化发展战略”，虽使公司一度有起色，却终因投资失败等败笔不断，造成锡业股份2013年上半年巨亏9.65亿元，雷毅也因涉嫌受贿等被调查。
手段不“高明”，胆子却很大
与人们熟悉的党政官员腐败相比，一些国企高管腐败起来“胆子更大”。
“国企与党政机关的不同在于，它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著名学者邓聿文表示，政府官员还要受纪委制约，受上级和社会监督，而国企这样的监督力度更弱。再加上它面向瞬息万变的市场，客观上也需要一定的集权，这就给国企高管留下了可乘之机。
廉政瞭望记者发现，国企高管腐败“体量往往更大”。一方面，以央企为代表的大型国有企业，投资及资金往来量巨大。另一方面，一把手经手这些资金，容易深陷利益迷局。不少人涉案的金额一经曝出，就让人“叹为观止”。
广州、深圳是中移动全国首批TD-LTE（通信行业一种先进技术）试点城市。相关人士透露，“以100万元一个基站来计算，去年广东移动仅TD-LTE基站建设投入就接近100亿元。虽然中移动已强化采购的透明化管理，但省级公司依然有很大的话语权。”去年8月徐龙事发，基站建设腐败正被曝是重要原因。
2007年至2011年，徐敏杰出任在香港上市的中远太平洋总经理。主事期间，徐接连主导了大量的码头投资收购、集装箱租赁管理等。有媒体称，徐此次涉案，即与在中远太平洋任职时有关。其涉案金额涉及38套房产，现金900多万美元。
另一个差异在于涉及面更广。有学者认为，尽管同为利用职权牟利，国企高管腐败形式则更为多样。“招标、采购……经营的各个环节都有机会。在一些有行政职能的国企，高管还利用审批权等搞交易，甚至在兼并小企业时，说句话就能使对方受益。”
2014年2月，河南省煤层气公司原董事长姜光杰一审获刑15年。其腐败劣迹中就有一项，2011年在煤炭企业兼并重组中，收受王姓商人奉上的干股，价值784万元。
近些年查处的高管腐败，其路径更加隐秘。如亲属或关联人设立各种复杂的外部公司、持股相关子公司、虚报成本玩亏损、利用海外投资捞钱等。
本文盘点的30名落马高管中，就有人上演了类似戏码。如徐龙之妻叶倩就参股第三方公司，该公司通过叶的关系接了很多移动的单。中石油窝案爆发后，内部人士称，“中石油在加拿大等几十亿美元收购的项目，之前说是资质良好，开采时才发现资源贫乏。”据称，蒋洁敏被查即与海外收购有关，或涉利益输送。
毛昭晖则对廉政瞭望记者强调，如今许多国企都在改制上市，个中的腐败风险不可小觑。一个典型的内幕交易案例是，2007年底，筹划“公用科技”上市时，筹备负责人谭庆中对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建议购买公用科技。仅此信息，李家人就狂赚1983万元。
不过，30名高管中多数人的贪腐手段并不太“高明”，其行为得逞，更凸显出监督缺位。
2004年，时任海南高速董事长陈波将304亩地低价转让。蹊跷的是，海南高速在当年年报中并未公布土地出让价格，陈波后来还被“带病提拔”，担任海南省国企监事会主席，到2013年2月方落马。此后内审发现，“（海南高速）内部控制具有局限性。”
不久前，安徽军工集团原董事长黄小虎被证实已移送法院审理，这是30名落马高管中，较早被移送司法的一例。随着查案的推进，更多的内幕、更大的老虎将被揪出。2014年，或将成为这些落马高管的“审判年”。
针对垄断行业的反腐风暴还在继续。今年3月1日，最高检宣布，铁路、电力、石油、电讯等行业腐败案件仍是查办重点。12天后，中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原副总经理杨国玲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在为近期国企反腐力度点赞同时，“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梗阻到底在哪里？”就成了值得思考的话题。
近日，在中央纪委机构改革中，原来由纪检监察一室联系的国资委及66家央企，改为由第五监察室专门联系，传递出对央企加强监管，严查腐败的信号。在以治标达治本的思路下，中央巡视组、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合力狙击国企腐败，一批“中枪”的国企高管应声落马。与此同时，“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梗阻到底在哪里？”就成了值得思考的话题。
国企纪委能做什么？
重庆某国有企业纪委书记王东收到举报信时，会纠结处不处理。依照以往的经验，三分之一举报信反映情况不真实，三分之一属于个人恩怨，剩下的举报信中，能真正查出问题的寥寥无几，但又不得不进行调查。结果是，把大部分被调查人得罪了，有些人甚至骂纪委该查的不查。
让王东头痛的还有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一岗双责”要求国企一把手主抓党风廉政建设，然而实际上，这项工作被认为是纪委一家的事。一把手经常以主抓生产经营为由，把党风廉政建设任务交给纪委，纪委需要其他部门配合时，却常常遭遇冷眼。
和王东一样，其他国企纪委书记也有类似的困惑。
湖南邵阳市一家市属国有企业纪委书记蔡长健直言：“我是由企业选出来的，监督对象都是老熟人，即使发现苗头，大多当成内部问题解决，尤其是对一把手。”
目前，国有企业纪委书记的提名权主要掌握在企业手里，国企纪委书记往往受制于企业一把手，说不起“硬话”。
西部某国有企业决定提拔一个分院的副院长，在对他进行考察期间，该国企纪委书记发现他以个人名义成立了公司，却利用分院平台为自己公司拉项目。但一把手觉得是小问题，最终这名干部被带病提拔。
在国企，纪委的权力常取决于一把手，除了提名权，工作经费也得由一把手签字，不批准什么事也干不成。如遇到国企一把手对纪委工作不够重视，纪委就会成为弱势部门。一些刚被分到国企纪委的年轻人更愿意到国企内部的监事会、审计等业务部门工作。
国企内部监督力量并不少，除了纪检监察，还有审计、监事会等。在王东看来，纪委查案主要针对某个人，而审计部门和监事会监督主要针对某件事，若是能借助审计和监事会的力量，从对某件事的日常监督中发现问题，再由纪委出面查人，一般都是十拿九稳。
但过去，这些部门由不同领导分管，在具体工作上各自为政，单打独斗，没有形成合力。对于某些问题多方插手，而有的事情又无人过问，遇有难题则推诿扯皮，影响了监督效果。
西北某国有能源企业的纪委干部程卫东向记者描述，他在纪委工作几年，大部分时间忙于配合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比如陪领导去下属公司查看项目进度等。他说，并不是不想搞好监督，而是调动不了其他监督力量，自身的监督措施和手段又不足。
一名从事国企纪委工作多年的人士说，国企纪委工作人员主要从企业内部产生，监督专业人才缺乏，对法律法规和党纪条规的理解把握不够，监督专业技能不足，对一些问题无从下手。
国资委监督难在哪儿？
面对国企在无权、无势、也无力的感慨中，国企纪委寄希望于国资委，不过，国资委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名义上，国资委是国企的“娘家人”，也有“儿大不由娘”的难处。
第一大难题就是人难管。国企老总一般都有行政级别，有的级别还高过国资委纪委书记。例如有网友说，归属于国务院直接领导的中投公司、铁路总公司等属于正部级企业，其老总的级别要比国资委纪委书记高半级，要发挥国资委纪委的监督作用，谈何容易？
此外，很多国企老总任职时间长，中国社科院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鲁桐就认为：“不少人在一家国企当总经理、董事长10多年了，可能还会当到退休。”这种现象客观上容易让国企领导形成绝对权威、获得绝对权力。个别强势国企领导布下的“铁桶阵”，被形容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从近年来发生的国企贪腐案来看，一些出事的国企官员背后往往有人庇护，甚至连其任命也与领导插手有关，这种利益纠葛给国资委纪委监督带来不小阻力。
据某国有企业纪委人士称，国资委平时也会主动和企业互动，但多以发文件、下通知、召开会议等方式进行，感觉深入指导的措施不够。国资委纪委人士却很无奈，因为不能过多干涉企业的正常生产，就以这些方式和企业沟通，但做了事还不被理解。
其实，国资委与国企的关系并不是想象中那么“亲密”。国资委虽然是国企的“娘家人”，但企业所需的项目审批，主要是由发改委、住建、国土等部门管，难免会出现“亲人”不熟“朋友”熟的尴尬。有人说，很多国企老总可能很长时间才见一次国资委领导，但一些综合部门的人，老总们却经常见。
被“误伤”的还有国资委向国企派出的监事会。一个外派监事会同时负责多家国企，很难实现当期监督。杭州市国资委干部蔡易然，就身兼杭州市京杭运河集团和杭州汽轮集团两家国企的外派监事会主席。每周往返于3家单位，让他难以及时对两家国企进行深入监督。
近年来的国企贪腐案还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多数落马的国企高管是由纪检监察机关牵头查处，由国资委纪委直接查办的案件比较少，不少地方多年不办一个案。
曾有人质疑，国资委调查国企，无异于“老子查儿子”，能查出什么结果？有的国资委纪委干部也说，去年以前，存在查案不多的情况，但国资委并没削弱对国企的监管，而是把监管重点放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上。虽然直接查办的案子不多，但参与查办的也不少。
上述国企干部补充，国资委经常联合纪委、检察院等联合办案，这也和国资系统缺乏办案专业人才有关，单独查处大案要案缺乏专业支撑。
如今，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据记者了解，去年至今，“办案力度”成为各地国资委的正在进行时。毕竟，纪委不查案，高压线不带电。正如一名省国资委纪委内部人士所言，不追责无以立信，不查案无以立威。（应当事人要求，文中部分受访者系化名。）
附：国企监督的四川探索
针对国企腐败频发的现状，全国都在对强化国企监督工作进行探索，近几年，四川也开展了一些有益尝试。
省纪委、监察厅建立起与百余家中央驻川单位的协调联动机制，根据党组织隶属关系，明确省直纪工委、省教育纪工委、省国资委纪委、省国防科工办纪委等分别负责中央驻川单位的归口管理工作。
目前，已将银行、通信等中央驻川单位纳入政风行风群众满意度测评体系，正在把中央驻川单位与省直部门一道纳入党务政务公开、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等工作布局当中。
按照省纪委要求，从今年起，省国资委在全省省属国有企业中推行“三位一体”监督体制，即逐步实行企业纪检、监察、审计由企业纪委书记统一领导体制。强化纪检监察工作与监事会工作协调联系，加大监事会监督检查结果运用力度，整合监督力量，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提升监督效能。四川省国资委纪委书记秦明认为，这种做法不仅较好地理顺了监督体制，而且整合了监督力量，加大了监督力度，体现了监督权威。
四川省煤炭产业集团公司进一步深化这一体制，把内设监事会、工会也纳入归口管理。在集团总部，由集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兼任工会工作委员会主任，受行政领导委托对企业监察和内部审计行使管理权。在其下属企业，由一名班子成员同时兼任纪委书记、内设监事会主席和工会主席，同样受行政领导委托对企业监察和内部审计行使管理权。通俗地讲，就是纪委书记要管这五项工作，更好地做到信息共享、力量共用、手段互助、专业互补。
在国企纪委书记的提名上，成都跳出了由企业内部提名的旧模式。
今年以来，成都市对12家市属国有企业的纪委书记进行了集中调整，他们都是由成都市国资委纪委提名、市纪委把关、市国资委党委任命，任职满5年必须交流。
为了突出“监督、协助、办案”三项职责，这些新上任的国企纪委书记不再兼任与监督职责相冲突的工作职务，而且，他们的薪酬标准、评优评先和职位晋升都是由成都市国资委和纪委考核，不再被企业牵着鼻子走。
多个信源表示，相比于复杂的所有制地位、去行政级别化等，国企改革和反腐很可能最先从最为简单的高管薪酬入手。
十八大以来，国企反腐进入深水区。这是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打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的体现，但一些国企领导层近乎一锅端的事实，也暴露出国企贪腐的严重危害性。我们在欣喜国企反腐“捷报频传”的同时，眼光也应放在如何铲除国企腐败易发的根源上。
2014年，国企反腐会有哪些大动作？有哪些“大老虎”要打？人民大学毛昭晖教授在接受廉政瞭望采访时预测：国企反腐力度不会减缓，因为还未到有穷之时，我们应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反腐力度和频率，一些还没被揪出来“大老虎”还会陆续露面。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石油董事长周吉平谈到自身企业腐败频发时，称反腐倡廉已被定为中石油三大重点基础性工程之一，“既要打好攻坚战，也要打好持久战”。这应该是2014年国企反腐的最好注脚。
国企将被纳入重点巡视对象
（“有的国企管的钱比省长管的还多”）
3月6日，重庆代表团开放日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廖庆轩在发言时谈到发展混合所有制保护国有企业权益的问题时，被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打断发言，提示在改革中要注意预防腐败。
在此前，中央第五巡视组发现“重庆国有企业存在腐败隐患”。2月20日，在重庆向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中，较为显眼的一点是，市委组织部专门将增设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处室，加强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工作，规范企业管理人员选拔任用工作。
去年以来，中央巡视组开展的两轮巡视工作均对中储粮、三峡集团等企业进行巡视，发现大量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的有价值线索。其实，早在2004年，中央纪委与中组部就组建了金融巡视组，以加强对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的监督。2006年，中央还开展过对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巡视试点。
不过有专家称，《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是2009年7月2日发布的，对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金融机构、高校等，只设计了概括性条款。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对此表示，巡视条例的修改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说明中央要将这一年来的巡视工作经验加以制度化。
“必须把国有企业放进来。”张希贤认为，一个国企管的钱比省长管的还多，应该接受重点巡视。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则强调：“在资金密集、权力密集、工程密集区域，往往是腐败集中的地方，采取巡视制度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必需的。”
作为国企的出资人，外界都很关心国资委这个“老板”的态度。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毅说，遏制央企的腐败势头，不仅需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加强监管，也需要加强中央巡视等外部监督力度。对重要央企应该实现全覆盖、不间断的巡视，这样才能让腐败分子无立足之地，避免国有资产沦为少数人的“唐僧肉”。
具体到地方上，广州市纪委书记王晓玲在去年给出过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数据，“在过去5年中，国企的反腐案件占广州市总发案的47.3%。几乎每两件贪腐案中，就有一件发生在国企”。
没多久，广州市纪委就宣布，为加强对国企腐败案件的查处，市纪委将设两个巡查组。这两个小组可以初核市属国企领导班子违反党纪政纪的问题，调查处理相关案件，受理对国企领导的检举和控告，以及对处分不服的申诉。这也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对国企加强巡查力度和频率的体现。
国资委监督方式有变化
（不当“婆婆”，当好“老板”）
2月，国务院国资委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宣布组建，并启动多项工作细则。该委副主任黄淑和在近期撰文，称要积极探索“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新模式和新方法，不干预企业具体经营活动，不侵犯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
这意味着什么？有人分析，国资委对国企的监管方式要发生重大改变了。
“关系的改变，让国资委与央企的相处方式也随之变化，过去我一个电话给企业，说你干什么干什么，未来不行了，得通过国资代表到董事会说。”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王志钢说。
对此，业界大多预测，未来的国资监管框架可能是“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投资公司——中央企业”三层架构，比以前多了一个中间层。国务院国资委人士透露，如果将现有110家央企整合重组到50家左右，那么它们的母公司就可以理解为资本投资公司，比如中粮集团、华润集团等已经有了这样的特征。
国资研究专家祝波善就提到，“事实上，国有企业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了，管理上不能一刀切，而应该根据不同企业的特点定出不同的指标。像国家电网、中石油这样的垄断型国企，跟竞争性的国企，管理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观察人士告诉记者，当然，国资委的“管人”职责在短时间内不会削减，如考察任免、考核及薪酬决定，但决策范围应收缩到真正属于股东大会或股东的权责之内。政府今后会逐渐减少对国企高管行政任命，特别会减少官员到国企任职的作法。
一名国务院国资委的内部人日前也暗示：“改革按既定目标进展到一定程度，国资委的职能将面临缩减，不过，我们现在无暇顾及这些。”
或许有人还记得，第一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过，“温家宝总理曾跟我谈，要求我不要做‘婆婆+老板’。我的理解是，他要我当一个‘好老板’。国资委是国企改革特定的历史产物，这注定了有一天也要退出历史舞台”。当然，现在距离李荣融所说的“退出”那一天还远，但这两三年正是国资委和国企改革以及反腐的关键时期。
与公权力过密或成过去
（国企不能赖在政府的温床上）
北航教授任建明曾对廉政瞭望介绍过自己的一项统计，国企人员腐败的最主要手段是贪污、挪用和为特定关系人非法牟利，此类案子占国企腐败案中80%以上。
“更难的是，涉及国企高管的经济犯罪，不像党政干部违法犯罪那样容易判断，他们的违法方式，往往包藏在企业的经营行为中，很难轻易判定，增加了监管、调查、取证、立案、查处的难度。”毛昭晖说。
如何治理上述突出行为，已成为国企反腐的攻坚战。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前部长赵晓认为，国企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于与公权力的密切关系。国企大多由国资委出资设立并直接管理，天生具有区别于民企的特殊政府关系。
去年在和经济界座谈时，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就忍不住发了一次飙。当时广州电气装备集团董事长蔡瑞雄称，国企走出去很难，“在本地没把我们当亲儿子，出去也把我们当别人的儿子。”他希望“广州市政府用项目暖企业”。
“国企是亲儿子，民企和外资就不是吗？国企不能老想着在政府的温床上成长！”万庆良直言，其所称的困难“是蒙我，忽悠我，我没听说华为中兴做大，是因为政府帮忙”。
不过，万庆良在会上也被民企金发科技的董事长袁志敏“将军”：“书记，你不能老带张房有(国企广汽老总)出去，去年你带他出国考察，只和我握了个手，我知道他做了千亿的项目……”
此外，在专家看来，要减少国企的行政化色彩，还必须阻断“政商旋转门”通道。此前，有机构曾对近千家在A股市场上市的国企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其中49.3%的国企，都聘请了前官员作为高管，这其中包括了不少部级官员。
不过今年以来，A股共有90名独立董事辞职。究其原因，最主要的一条是中组部去年10月下发的“18号文件”。该文件要求，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即使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的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职（任职），也必须从严掌握和把关。
有上市公司高管表示，该文件的杀伤力还是比较大的，对于已退休的领导干部有3年的“锁定期”，兼职的领导干部甚至不能领取薪酬。官员、学者兼任独董的吸引力大大下降。
“三高时代”将终结
（不能既当高官，又拿高薪）
长期以来，国企高管的高薪和自身“高官”的“三高”现象引人诟病，公众深切的感受是，很多国企领导更像官员而非企业家。
不久前，由人社部牵头对央企和国企高管收入的调研已基本结束，发现央企总公司高管的薪酬管理很正规（一般是70万元），但在二三级分公司中，薪酬管理比较混乱，更容易出现高薪（最多上千万元）。有关主管部门称，正准备采取多项手段控制规范央企、国企高管薪酬。
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的建议是，很多国企高管既然还属于体制内任命或者委派的人员，就不应该和私企的职业经理人一样拿市场化的高薪。当然，他们年薪达到同级别公务员工资的2~3倍是合适的。
去年12月17日，上海“国资20条”正式出台，对国企的监管将分类管理。多家上海媒体在分析该政策时，几乎都用了同样的副标题——避免国企高管们既当高官又拿高薪。其中有一项重要规定是，国企老总所获部分激励收益将在正常离职后兑现，作为追索扣回“抵押金”。
联系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相关表述：“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规范国企高管收入已被提上日程。
多个信源表示，相比于复杂的所有制地位、去行政级别化等，国企改革和反腐很可能最先从最为简单的高管薪酬入手，并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让才华出众能力过人并自主创业的民企管理人才担任国企高管，收入与绩效挂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