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学术东莞”的时空特性问题

2023年5月，东莞市社科联提出打造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东莞”品牌。人们在讨论“学术东莞”的性质和要实现的目标时，大都把“学术东莞”作为“文化强市”的一个举措来看待，即把繁荣学术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方面来推动。

 

一、“学术东莞”诞生的时间特性 

 

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也正处在通过进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这些都与“学术东莞”存在关系。而与“学术东莞”关系更为密切的则是，我们正处在一个中国学术发展急需实现“中国化”和“数字化”的特殊时候。

 

2016年5月17日，党中央专门召开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一开始就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由此可见，党中央已经把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摆在了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同样的地位高度上。

 

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成绩和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所做出的贡献，但也指出了存在的诸多不足，认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确定了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我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学术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就是“学术的中国化”。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中国学术界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够实现目标。“学术东莞”正是在这个目标的号召下诞生的一项具有创新价值的系统工程。

 

至于学术的数字化，那是全球数字化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学术数字化的具体运行方式就是数字化人文和计算社会科学。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发展的趋势。当代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科技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已经迅速成为一种趋势和浪潮，学术的数字化也正在进行。当我们今天讨论学术的发展时，数字化已经成为绕不开的前提条件。可见“学术东莞”中的学术必然是数字化的学术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术。

 

二、“学术东莞”发展的空间优势

 

“学术东莞”的自信建立在东莞发展学术中国化所具备的得天独厚的地理空间优势上。学术中国化要求我们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那就是要从研究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过程的叙事、描述和经验总结，建构出具有中国文化历史底蕴和现实创新特色的理论，科学而有效地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律和运行机制，从而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

 

一般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一块土地，都可以成为我们写出论文的“大地”，因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是一个整体，虽然有东南西北中的地域和文化差异，但都可以作为研究的样本，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国家与社会发展变迁的一般规律。这就是为什么费孝通教授早年先是在江苏研究吴江的开弦弓村，写出了《江村经济》名著，后来又到云南调查那里的三个村子，完成《云南三村》的著述。

 

当然，根据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方法上的要求，如果条件容许，找到大家公认能够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特色的典型“大地”来写作论文，自然最为理想。而东莞就是这样的“大地”之一。

 

我们姑不谈东莞这块大地上，有着如何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出过不少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如袁崇焕、蒋光鼐、王宠惠等，以及东莞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大事，如虎门销烟等，单就东莞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完整地记录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认为，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写出最美中国式学术论文的大地了。而且东莞是岭南文化发源地、中国近代史开篇地、东江抗日根据地、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地，特别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东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改革开放、参与大湾区建设的空间区位地位愈显重要。至此，我们就更能够理解为什么东莞人会如此自信地大谈“学术东莞”了。

 

发生在学术界的事情，可以进一步说明“学术东莞”具有发展的空间优势。在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令全世界都震惊的成就之后，全球学术界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研究社会现代化的理想对象，很多外国学者都希望来中国做研究，而他们第一看重的研究样本或对象就是珠三角，因为这里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早开始的地方。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来广东做研究的西方学者，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社会学教授傅高义就是典型的代表。他研究中国的第一本著作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此后，他又写出了《先行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一书。为写这部著作，傅高义教授在广东调查考察了7个多月。实际上，即使在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前，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也大都选择广东作为研究对象。因为那时候外国人很难进入中国收集第一手资料，他们选择广东做研究，是认为可以通过香港收集到广东的资料。

 

我国学者也一直在努力研究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研究地点的选择上，大都同样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为首选，并且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等新的解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架构。只是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其研究成果离中央的要求还差得比较远，我们实现创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学术体系的目标，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学术东莞”正是我们在奔向目标路程中所看到的一束亮丽的希望之光。

 

总结上述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学术东莞”不只是一种普通的“文化强市”活动，而是一项在国家战略号召下精心设计的“学术中国化”系统工程。它表现出了东莞人对国家战略的敏锐感知和雷厉风行的行为能力，同时展示了东莞人的智慧和对自己城市历史文化与发展前途的充分自信。

 

（作者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