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大厂将“双碳”与“ESG”上升到战略高度

　　互联网大厂将“双碳”与“ESG”上升到战略高度

 

　　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说起“碳”?

 

　　这个元素表中的第六号元素，是自然界中分布最广的元素之一。而今天我们想要说的碳，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指的就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的排放发生在每个人的身边。人们的呼吸、汽车的尾气、工厂的作业都会带来二氧化碳的排放。如果不加以控制，其危害不言而喻，全球变暖产生温室效应、增加极端恶劣天气发生的概率、气温升高可能带来粮食灾难……

 

　　对抗碳排放，我国提出了力争于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碳达峰，就是指在某一个时点，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回落。碳中和，指的是通过各种创新措施抵消产生的碳排放。

 

　　“双碳”这个流行词就是这么来的。

 

　　减碳的目标，也开始跟社会上的许多人产生关系。特别是在商业社会，ESG相关投资规模不断增长，ESG指的是对企业在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企业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三个层面的表现进行绩效评估，就像以往人们习惯于对企业在财务指标上进行评估一样。

 

　　事实上，双碳战略也与前沿技术息息相关。互联网大厂，也开始将“双碳”与“ESG”上升到公司战略高度。

 

　　当减碳与ESG成为每个人都该关心的事情，AI财经社在今年正式推出了“碳路”专栏，我们将专注于各行业的双碳故事，了解其间的前沿技术与创新探索，试图用专业、通俗的语言记录一个时代的变革，借此也希望让更多人理解双碳的意义。

 

　　当然，我们也将不局限于内容，AI财经社也在向全行业征集、发现“碳路先锋”，把更多减碳之路上发生的有趣故事与宝贵的经验积累，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呈递给全行业。

 

　　以下是AI财经社“碳路”观察第一篇《大厂的ESG战略》。

 

　　2022年的春天过去，互联网大厂们突然有了一个新共识——要严格考核各项业务的“投入产出比”，减少不必要的支出。但在一件事上，大厂们集体有了例外：对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的投入还在持续增加。

 

　　仅8月，阿里巴巴、微博就双双发布首份ESG报告。据AI财经社统计，2021年以来，腾讯、京东、拼多多、网易、百度等头部互联网大厂，都已经披露了独立的ESG报告。

 

　　ESG，这个起源于2004年的概念，从一次联合国会议提议的投资框架出发，已经成为资本市场的新潮流。

 

　　在过去，投资圈将“股东权益最大化”视为最高旨意，为此可以牺牲员工、社会环境和合作伙伴的利益。常见的财务报表中，也忽视了很多风险要素。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人们发现ESG评级高的企业，抗风险能力更强，企业表现更有韧劲。以美国市值前3000的公司为例，ESG评分愈高的公司，受金融危机波及程度愈低，这一标准也就愈加受到重视。ESG逐渐成为海外资本市场评估企业的重要标准，用于投资者关注财报之外的数据。

 

　　2020年，历史再度重演。疫情期间ESG投资策略产生了明显的超额回报：一季度94%的ESG主题基金跑赢了大盘。

 

　　也是在这一年9月22日，中国宣布将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碳排放量达到峰值不再增长”)，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通过多种节能减排手段抵消产生的碳排放”)。

 

　　“922”自此成为一道分界点。而ESG理念中的E，环境要素中气候变化、资源消耗、废弃物、污染和砍伐森林等问题，与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要求相一致。

 

　　基调打下后，“减碳”、“低碳”不再只是徘徊在传统能源行业中的口号，而是一个必须达到的、迟早到来的未来。此后，ESG相继上升为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公司的企业战略目标，不少公司顺势提出了自家的“碳中和”时间表。

 

　　ESG也就如此，一步步上升为大厂战略。

 

　　ESG也是一种投资理念，但不同于传统财报中主要考核营收、利润等财务指标，ESG是基于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al)、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三个方面，来评估企业运营的可持续性和社会影响，目的也是要获得稳定的长期收益。

 

　　从环境(E)的角度，ESG投资关注气候变化、资源消耗、废弃物、污染和砍伐森林等;从社会(S)的角度，ESG投资关注人权、现代奴役、童工、工作条件和员工关系等;从公司治理(G)的角度，ESG投资关注贿赂和腐败、高管薪酬、董事会的多样性和结构、政治游说和献金以及税务策略等。

 

　　ESG并非全然新兴的事物，作为责任投资理念的一个分支，其也有一定的历史沉淀。

 

　　责任投资最早的萌芽可追溯到20世纪20-60年代，一些宗教和社会团体将烟草、博彩、色情和军火等与其伦理观相悖的内容排除在投资范围之外。60-8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影响下，性别歧视、维护劳工权益的意识崛起，环境保护也作为主流价值加入了责任投资理念。而自20世纪90年代始，可持续发展和绿色金融的理念开始普及。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在2004年首次提出了ESG概念，UN PRI(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在2006年进一步将公司治理与环境、社会责任合并，正式明确了ESG投资的三大内涵。此后，ESG理念不断深化，评价标准与投资产品进一步完善，国家主权基金、养老基金等诸多机构都逐渐接受，并开始实践ESG投资理念。

 

　　在国内，ESG也历经了演化逐步开始普及。一段时间内，国内公布的报告叫“企业社会责任报告”(CSR)，也有称之为可持续发展报告。直到2020年，名称为“社会责任报告”的报告有1218份，占比70.40%，已是报告名称的主流。但其中，名为“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ESG)的报告占比也从三年前的2.02%增长到22.66%。其中，有95.07%来自内地在港上市公司。ESG报告占比的提升，主要是自2016财年开始联交所ESG指引生效后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ESG并非纯公益性质的，其被认为能够剔出有潜在非财务风险的公司，选出更优秀、业绩更稳定公司。某种意义上说，ESG是衡量好公司的又一标准。

 

　　抛开政策和监管的因素，越来越多大厂披露ESG报告，除了清晰地展现企业做了哪些ESG实践，以拿到更高的ESG评级外，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对外传递价值观，也是部分企业披露ESG报告的目标。

 

　　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互联网大厂获得的评级还不算高。

 

　　MSCI对企业的ESG评级最高为“AAA”，最低至“CCC”。据MSCI等发布的ESG评级数据，评级较高、获得A以上的中国企业有蒙牛、兴业银行、复星、海尔智家、美的、华为、比亚迪、万科等。国内互联网大厂并没有出现。

 

　　环境议题中，在“双碳目标”的指引下，国内公司普遍在ESG报告中用大量篇幅讲“碳减排”。作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数据中心，产生的碳排放量巨大，包括阿里、腾讯、京东等在内的大厂都给出了明确的“碳减排”目标。

 

　　而社会责任议题中，“捐款”和“扶贫”是主要关键词。但这一项议题更确切地解释应是，“Create value for all stakeholders(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国内公司还应该充分注重就业机会、员工流失率等指标。

 

　　“其实2018年ESG就火过一波，为什么后来又熄火了?很现实的一点是，做ESG对企业有什么好处吗?”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在价值取向上，国内投资者不会因为ESG做的好就青睐相关标的。这一现实因素导致国内的ESG投资发展缓慢。

 

　　而今年的再度火热，一是市场发现，A股上市企业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表现具有类似的特征：风险爆发当天跌幅越大的公司组，整体ESG评级越低。可见，高ESG公司相对于低ESG公司在面对系统性风险时韧性更强。二是，互联网科技公司相继推出路线图和时间表，并把ESG写进了战略规划，这一龙头作用引起外界侧目。

 

　　而对于创业公司来说，提前摇旗呐喊、布局ESG将对上市有利。当下，新一代热门公司在IPO中已经开始强调ESG。

 

　　例如，在硅谷火爆的运动鞋履品牌Allbirds在IPO公告中表示，已为IPO建立了一种新的“可持续股票公开发行”框架，目的是更加符合ESG标准。还有服装租赁平台Rent the Runway、以希腊酸奶知名的食品生产商Chobani、眼镜制造商Warby Parker，都在近期的IPO文件中传达出这样的信息：上市不只为了筹钱，也为了自己的使命。

 

　　面对ESG与碳中和这类较创新的议题，大厂起到了示范作用。

 

　　今年2月24日，腾讯正式发布碳中和报告，提出将不晚于2030年实现自身运营及供应链的全面碳中和。同时，也将不晚于2030年实现100%绿色电力。

 

　　从这些行动看，腾讯正将“碳中和”视作下一个十年的战略级议题。

 

　　不过，相比于传统能源行业，互联网科技企业的碳减排压力并不是一个生存性问题。相反，或许其中还蕴含着新的发展潜力。

 

　　对企业来说，碳中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成本问题，而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社会价值和商业逻辑的双重属性。按照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的说法，“不仅涉及腾讯各个业务板块的转型，还将要求腾讯深入能源电力、低碳技术等腾讯本来陌生的产业领域。”

 

 

 

　　从整体规划上，腾讯将碳中和团队的根本任务分成两个方面，除了实现自身碳中和以外，还要为全社会的碳中和输出方案。腾讯将碳中和计划的重点，放在数据中心的主动减排和新能源项目开发两个方向。

 

　　2021年4月，腾讯成立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事业部(SSV事业部)，针对碳中和方向，专门设立了“碳中和实验室”。同年10月，腾讯将能源业务独立成为腾讯云的一级部门，与国家电网、宝武钢铁、中石化、中石油、招商局、宁德时代等企业合作。

 

　　根据IDC今年发布的报告，2021-2025年，中国能源企业数字化转型支出将以每年15%的速率增长，生产运营数字化将成为企业重要减碳发力点。

 

　　“传统工业企业碳减排压力特别大，对它来说这是一个生存问题，例如一个火电企业如果无法实现减排就只能关停。但是腾讯在减排这方面着重的是未来，腾讯未来可能还会孵化低碳技术，探索数字碳中和应用。”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部副总裁许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传统行业是不得不做，我们是特别想做。”

 

　　对用户规模、流量见顶的互联网企业来说，低碳技术、数字碳中和应用，未来都是可预期的庞大市场。

 

　　事实上，互联网企业的“碳中和”路径也相对清晰：一方面通过进行减排增效，降低能源占用;另一方面通过绿色能源的引入，实现源头的低碳化;此外，还可以通过碳抵消等方式进行进一步降碳。以腾讯为例，在《报告》中腾讯表示将会遵循“减排和绿色电力优先、抵消为辅”的原则推进自身碳中和行动。

 

　　不止是腾讯，今年，科技公司的产业互联网布局都把碳中和纳入其中。

 

　　阿里在2022年首次发布的报告中，就把“减碳KPI”下落到多个部门，尤其是排放量大的行业部门，包括线下零售、云计算和物流等。

 

　　从架构上，阿里设立了三层的可持续发展治理架构，包括“董事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可持续发展管理委员会(SSC)”和“ESG工作组”。其中，ESG工作组由各业务单元代表组成。

 

　　有媒体曾报道称，因为阿里巴巴的线下业务众多，导致碳排放量近乎是腾讯的2倍。为了降低云计算数据中心与物流运输造成的碳排放，阿里巴巴将使用可再生能源，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办公建筑、运输等的排放，再将本地部署的IT基础设施转向云，平均能降碳84%，并且优先选择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数据服务商。

 

　　供应链方面，阿里制定了绿色采购标准，对供应商提出绿色资质要求，并发布了绿色供应商标签管理体系。对供应商的环境表现进行评估，以落实商业诚信、信息披露和风险管理的要求。

 

　　2022财年，阿里发布的《阿里巴巴供应商 ESG 行为准则规范》，已有超过一万家供应商参与。包括绿色采购标准、绿色资质要求，并发布了绿色供应商签管理体系。

 

　　借助上游头部企业的号召力，来完成对整条供应链的“绿色改造”，也将是未来一条可预期的减碳绿色之路。

 

　　“环保成本完全是看你怎么去看，将来，有可能是形成一个规模效应，把原先高昂的成本带下来。”业内人士认为，只有有环保野心的龙头企业去带动，参与门槛才会逐步降低，以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比如联想采用海洋塑料作为可再生塑料，最开始的项目启动初期，联想就曾发现当时国内应用场景不多，相关产业尚不成熟，能进行趋海塑料回收和改性、可以通过认证且稳定的上游供应商少之又少。

 

　　随着2020年国家提出“双碳”目标，以及企业逐渐将环境因素纳入他们的决策考量之中，更多的市场需求被释放。如今，国内有越来越多可以对趋海塑料进行回收、改性的供应商。他们提供的趋海塑料既能满足消费电子产品材料的性能要求，又可以获得相关机构认证。

 

　　某种层面上看，想让整个ESG体系成熟，大型公司将在其中发挥关键的带动作用。

 

　　不管怎么说，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资方式，是一种社会使命和商业手段相结合的金融创新。

 

　　根据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IIN)202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影响力投资在管资产规模(AUM)已达7150亿美元，5年内增长近20倍，增速远超同期的传统投资增长。2019年全球前10大PE投资机构中，有9家已设立了专门的影响力投资基金。

 

　　可见，影响力投资在全球市场已成为资本向善和可持续金融的一种发展趋势。

 

　　但风潮之下，也要警惕乱象。

 

　　比如欧美市场就出现了“漂绿”现象。“漂绿”，最开始被用来形容消费品市场和服务领域的虚假环保现象，逐渐被用来形容部分企业虚假鼓吹自己是环保型企业，后来“漂绿”行为也开始出现在金融领域。随着秉持ESG理念的投资者越来越多，部分投行和基金经理开始攫取ESG投资的金融红利。

 

　　针对这种情况，2021年7月，欧盟委员会出台了新的“欧洲绿色债券标准”(EUGBS)，以维护绿债市场。新标准总体目标是创建一个“黄金标准”，使得其他市场标准能够与之趋合。

 

　　而在国内，从事真正意义上的影响力投资的机构仍然很少，对于影响力投资的标准和范围也缺少共识。

 

　　近三年内，国内纯ESG主题基金数量有明显上涨，超过40%新发ESG基金为纯ESG主题基金。在双碳目标催化下，由于环境、社会和治理这三个因素与减排和可持续发展主题高度契合，因此ESG投资发展速度加快，头部公募率先布局，2021年一年全市场新发成立了33只ESG主题投资基金，新发基金产品数量甚至多于2017至2020年的总和。

 

　　不过，对大部分国内企业来说，眼下，ESG评级还仅是一个有热度的趋势，没能构成实质上的压力。即便是对上市公司，目前对ESG报告也不是强制披露。

 

　　在国内，ESG基金重仓白酒股也一直被市场诟病名不副实。尽管一些白酒企业的ESG评级不算太差，但行业普遍认为重仓白酒这一行业，与纯ESG主题基金的初衷偏离。

 

　　一方面，国内ESG基金发展处于初期，企业财务数据仍是不少机构主要考量的指标之一，ESG更多只是作为辅助参考条件。很多情况下，ESG基金选择标的与很多其他普通策略基金的重合度会较高。

 

　　践行层面，国内尚无统一的ESG评估体系，由于各家机构选择了不同的指标和计算方法，评级结果也有显著差异。更重要的是，目前ESG信息披露为“半强制+自愿”的方式，既无直接财务收益，又增加时间和人力成本，上市公司就披露意愿普遍不高。

 

　　拉长周期来看，ESG仍是长期投资中一个必须考虑的维度。此前，据Bloomberg Intelligence预计，至2025年全球ESG资产总规模将达到53万亿美元，占全球在管投资总量的三分之一。届时，中国ESG投资规模也将达到20-30万亿元，约占资产管理行业总规模的20%-30%。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张少刚在2021年的服贸会上表示，从发展前景看，2060年实现碳中和共需要约136万亿人民币投资，除政府出资外，需要引入大量社会资本，更多地依靠市场来发挥作用。

 

　　抛去ESG金融上的“蓝海”，没有人能否认，无论在哪家企业的内部，环境污染、员工管理、公司治理等这些问题都是肉眼可见的“房间里的大象”，值得市场长期关注。

 

　　“资本向善”之路，还需走得更踏实。（来源：AI财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