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省首批舆情引导优秀案例正式出炉
4月17日，在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举办的“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广东探索经验交流会上，我省首批舆情引导优秀案例正式出炉，揭阳上浦村群体性事件舆情引导、清远“新闻施政”和惠州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舆情引导等6个案例入选。
参与评审的专家认为，舆情引导力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首批优秀案例反映了广东地方政府在舆情机制和体制上的积极实践，对推进我省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很强示范意义。
广东媒体首次发起
政府舆情引导力评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舆论生态空前变化，受众价值理念也日趋多元。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各级党政机关越来越重视社会舆情的监测、研究和引导。舆情引导力不仅是媒体占据主流舆论阵地的“硬实力”支撑，也是政府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考量标准。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南方报业集团组织发起了舆情引导优秀案例推介活动，主要针对我省去年一些热点事件中政府的舆情应对处置能力及其舆情机制建设情况进行综合考量。
据悉，这是我省媒体首次发起对政府舆情引导能力进行公开专业评介。
推介标准有三：一是2013-2014年度影响广东乃至全国的重大舆情事件、现象或话题；二是在重大事件、现象和话题中，舆情引导举措得当，效果突出；三是，相关单位在舆情引导的机制和体制上有突出创新。
历时三个多月，6个案例入选
本次案例推介评选于今年1月正式启动，历时三个多月。首先，由单位和机构以自荐或推荐形式进行案例申报。经初步筛选，共有35个案例入围初评。
3月底，13家院校智库及专家联合对入围案例进行了第一轮评选。在评选的过程中，既注重机制和行动层面的主观指标，也注重效果层面的客观指标。在具体评选推介中，重点考察了舆情监测和研判能力、信息发布能力、议题管理能力、形象修复能力、制度和团队建设，以及社会认可度等等。
经过首轮评选，并根据专家意见，4月初，南方日报机动记者部联合南方舆情特邀专家，分别前往惠州和清远两个案例点进行了实地走访，在详细了解两个案例的具体处置经过基础上，还对其主创单位在舆情引导的机制和体制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考察。
4月中旬，由主流媒体人士、学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组织代表组成的专业团队进行了最终评审，产生了首批6个优秀案例。
多地已开始舆情机制系统化运作
从结果看，最终入选的案例中，有突发事件类，也有议题策划类。其中，多起突发事件类的舆情应对，不仅表现出政府在舆情引导能力上有明显进步，还反映了舆情引导意识和观念上的深刻变化。
不少评审专家都表示，“有些地方政府在引导舆情上表现出难得的自信，令人欣慰和鼓舞”。而议题策划类的舆情引导案例，更表现出政府在舆情议题管理等综合能力上的自我提升。
评审专家还认为，透过这些案例，不仅让人看到了政府在舆情引导行动层面上的变化，还看到了一些机制和体制上的革新。例如，惠州、清远等地，已经主动构建舆情引导的机制和体制，并在一些具体事件的应对中开始了系统化运作。
优秀案例简介
案例一：揭阳上浦村群体性事件
以开放姿态应对负面事件
2013年2月22日，揭阳市揭西县棉湖镇上浦村发生一起村外社会人员与村民激烈冲突事件，造成4名村民受伤，29辆汽车被砸。事后，为“保留外来人员进村滋事”的证据，上浦村民抗拒政府清理现场，双方对峙长达19天，被称作“揭阳市历史上组织最严密的一次群体性事件”。期间，境外媒体陆续介入炒作。部分外媒捏造事实，放大警民冲突、挑动干群对立。
面对突发群体性事件，揭阳市委主动应对，依法依规处理。同时，高度重视舆情走向，阳光、及时、主动回应社会关注的问题，对事件的调查处理情况进行了每日一报，尤其是为外媒提供英文新闻通稿，展现了政府在应对负面事件时少见的开放姿态，最终有效防止了舆论的一边倒，也为事件最终化解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专家点评：揭阳上浦村事件的舆情应对处置过程表明，在新媒体时代，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和问题、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和主张，包括非理性的情绪、虚假的信息，都会被网络舆论聚焦、放大，甚至成为“大事件”。面对突发群体性事件时，地方党政部门必须主动应对，高度重视网络舆情，坚决摈弃封堵思想和侥幸心理，阳光、及时回应社会关注的问题。
案例二：清远“新闻施政”
政府治理“不设围墙”
去年12月，一段自称是清远市清城区环保局局长陈柏和的谈话录音被多家媒体曝光，一时间舆论哗然。清远利用“新闻施政”的利器，多部门联动，在十余天时间里，线上做好舆情应对，线下做好事件调查，最终化解了一场潜在的舆情危机。
这宗案例是清远贯彻“新闻施政”理念，构建舆情应对和政府治理体系的一个表现。2013年，清远市建设了集舆情收集平台、网站展示平台、微博、微信体验平台、微访谈平台于一体的新媒体中心，打造一个“不设围墙”的政府治理体系，走出了一条清远特色的“新闻施政”之路。
专家点评：清远经验概括起来有两条：一是尽可能多地调动舆论资源，把主流媒体施政、网络问政与微媒体治理三种方略，融入党委政府的治理体系；二是“数据治理”的垂直实施，在掌握社会数据的基础上更精准、更科学地引领舆论。清远“新闻施政”是政府治理创新实验的一次积极探索，其整体机制是一种“舆论倒灌”，以一种高标准倒逼政府内部转型。
案例三：惠州人感染H7N9病例
官方信息成“第一信源”
去年8月8日，惠州博罗县村民陈某某被确诊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疑似病例。由于是广东发现的首个人感染H7N9病例，疫情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事后，惠州成立专门的疫情应对小组，并通过专家发布会、新闻信息发布会与官方微博发布等渠道，第一时间收集权威声音，公开、透明地发布疫情信息及防控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8月16日惠州终止级疫情响应，该市共发布关于H7N9禽流感病例的新闻通稿10篇，滚动发布微博信息21条。大量的官方权威信息占领了舆论的高点，让主流舆论跑在了谣言和小道消息前面，为疫情应对和维护社会稳定营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专家点评：在这起案例的新闻处置上，惠州用“常规武器”突破了突发事件应对的三大“难点”。一是通过有效的公众沟通，缓解“恐慌心理”；二是谣言的遏制与治理，第一时间抢占舆论场；三是在媒体的沟通机制上创新，始终成为媒体的“第一信源”，使负面信息“没有余地”。“常规”的背后，其实是有一整套立体化的体系支撑，包括应急预案、“新媒体第一”的政府发布体系、多部门联动工作平台和属地管理与分级管理制度等。
案例四：广州“平民英雄”传递正能量
官方民间共建社会工作
2011年，佛山市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引发全民反思。一年后的6月，一袭“黄衣”风靡广州，“托举哥”的英雄之举引发全城热议，社会舆情一度凝聚着传递正能量的新气象。
借此之机，广州市社工委等部门及时介入，联合发起“寻找广州人身边的平民英雄”系列活动，鼓励市民发现身边之美，施予举手之德，带动向善之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一件件弘扬社会正气的善行义举被报道，一位位隐身于草根的“平民英雄”被发现，广州城洋溢着爱己及人、守望相助的正气新风。
专家点评：从“平民典型”的社会化、大众化、草根性特点出发，对由社会热点问题引发的舆情，党委政府在主导把握基本方向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媒体引导舆论的优势，引导公众参与推动社会响应，最终形成了党委政府与社会力量协作共建社会工作的好格局。
案例五：深圳龙岗保时捷车主 撞死的哥被疑顶包案
直面质疑 及时发声
2013年8月1日凌晨，深圳龙岗区布沙路樟树布路口，一辆白色卡宴车与一辆的士相撞，造成56岁的的士司机邓兆玉身亡，3名乘客受轻伤。
事后，逃逸肇事司机自首。但遇难的士司机家属质疑，自首者为他人顶包。一宗车祸却在超出所有人预料之外的“顶包”质疑中迅速发酵与演变，引发了一场有关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信任危机。
事发3小时后，深圳交警便开始通过微博对该起交通事故的调查进展进行了全程直播，并针对市民各种质疑，第一时间予以正面回应和消息发布。疾风骤雨般的舆论漩涡中，政府的公信力得以彰显。
专家点评：在当下舆论生态环境下，“塔西陀陷阱”无处不在。但深圳交警敢于直面质疑，及时频频发声，信息高度透明，舆论引导效果明显。政府舆情应对的进步是民众喜闻乐见的，相较于许多部门，深圳交警的舆情应对技巧、专业素养和重视程度都值得学习和嘉许。
案例六：广东高院首推 网络舆情白皮书
填补法院系统
网络舆情应对专著空白
2013年2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率先在全国法院中推出网络舆情白皮书—《司法公正与网络舆情—广东法院网络舆情白皮书》。该书通过梳理分析近年全国及广东省的网络舆情事件，并提出涉事方的回应是处置舆情事件的治本之策，及早公开信息，可主导舆情事件走势。呼吁网络立法是当务之急，要制定一部独立的“网络法”，全面规定有关网络的法律问题。
与此同时，广东省高院希望，主动公开法院的各项工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推进司法作风改进，促进审判工作公正高效廉洁。
专家点评：近年，法院网络舆情事件频发，如何正确地应对网民言论及情绪已成为法院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广东省高院理性剖析和主动公开舆情产生后被动回应的得与失、利与弊，填补了法院系统网络舆情应对专著的空白。
对话
中大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张志安：
舆情引导应转向常规议题化
首批舆情引导优秀案例推介结束后，关于政府舆情引导力的话题引发了较大的社会关注。什么才是科学合理的舆情观？广东地方政府的舆情引导力究竟怎么样？如何提升舆情引导力？针对这些问题，南方日报记者对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张志安进行了专访，他也是本次舆情引导优秀案例的评选专家。
舆情认知要从结果观
转向过程观
南方日报：在此次舆情引导优秀案例评选中，我们发现，不少地方政府在自荐申报时很犹豫，主要是担心负面事件不敢说、不好说。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张志安：认为舆情就是负面的，这是一个认知问题。舆情很复杂，单纯研究几千万网民的意见，都不足以代表全部中国人民的认知，必须是网上网下，事件舆情和话题舆情结合在一起，才可以准确的认知。而且，重视舆论不代表盲从舆论。
此外，在舆情应对效果的评判和认知上，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也要从一种结果观转向过程观。积极或者消极，正面或者负面都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广东舆情引导力度最大
效果未必最好
南方日报：如何评判现阶段广东地方政府的舆情引导力？
张志安：在舆情环境方面，就全国而言，广东的压力最大、风险最高，舆情引导的力度虽然是最大的，但效果却不一定是最好的。
首先，舆情引导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地方性的问题。广东的经济社会形势更复杂多元，舆情话题更容易出现，但舆情的影响和应对并不限于广东这个区域；其次，舆情引导需要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急促的结果。科学合理的舆情引导需要在一个理性、开放的平台上进行，但就目前来说，广东的舆情对话平台还不够成熟；第三，长期封闭，缺乏对话和沟通，在舆情应对上偏向就事论事，政府整体的舆情引导力总体上还是单一性的，效果很难理想化。
舆情引导需要社会多元参与
南方日报：那么，政府要打造强有力的舆情引导力，您有何具体建议？
张志安：对于政府而言，要提升舆情引导力。必须从四个方面进行自我转变：一是从关注结果转向过程；二是从重事件转向重议题；三是从封闭转向沟通；四是从半公开、不公开的舆情管控转向公开为主、不公开为辅的综合治理。
此外，舆情引导不能只是政府做，还应该是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特别是媒体。目前，媒体主要通过公开报道进行舆论监督，今后媒体引导，要发挥公共空间的作用，对舆情从单一事件的关注转向常规议题化的引导。
尤其是一些特殊事件，比如垃圾焚烧、PX项目等，对公众的启蒙和引导，不应只限于发生特定事件时，更应该在平时，通过一些常规性的议题对舆情话题进行持久性的讨论，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形成舆论引导的持久力。
采写：南方日报记者 刘进 图表：彭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