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木头34岁女工独自出庭告医院一审被判败诉

　　樟木头34岁女工独自出庭告医院一审被判败诉

 

　　姓名：黄娟(化名)

 

　　籍贯：四川南充人

 

　　年龄：34岁

 

　　职业：普工

 

　　经历：在东莞打工10多年，现在樟木头一小型五金厂品质部上班。

 

　　打官司

 

　　●一次人流三次手术，认为医院过错，医院不承认，老乡鼓励打官司。

 

　　●“连法庭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没文化，不懂任何法律知识，一个工厂普工怎么去告状？”

 

　　●请不起律师，在妇联协助下有律师帮忙写了诉状，并递交。

 

　　●去年12月下旬接到开庭通知，不懂法律知识的她开始害怕。老乡鼓励她说，法官问啥你答啥。

 

　　●“走进庭审现场时，我腿是软的，法庭上话都不敢大声说，只把就诊过程说了一遍。”

 

　　●一审被判败诉。“明明我是受害者，医院有过错，怎么能判我输？即使不判医院赔钱，也应该判我赢！”

 

　　●“不管最终结果怎样，这段经历能让人们知道我也满足……法律看重的是证据；希望医疗机构对每个患者都能诚信负责。

 

　　 “之前我从来没想过，我一个普通女子这辈子能上法庭。第一次出庭我腿都是软的。拿到一审判决书我很想哭，明明我是受害者，为什么还判我输？”现年34岁的四川女工黄娟在东莞进行了其人生的首次法律维权。请不起律师的她独自经历十个月的诉讼过程，也使她由茫然变得坚强。她说她很可能输了官司，但希望她这种法律维权方式能多少起些正面效应。

 

　　一次人流三次手术　女工只身起诉维权

 

　　“原告你有新证据吗？”、“嗯……没有了”“你受到了何种损害？”“……那段时间身体虚弱，走几步都要休息下。”上个月，黄娟在东莞中院参加了二审开庭，针对法官的问题，独自坐在原告席上的她能流畅应答，但却无法提供更多证据。

 

　　庭审结束后，因紧张和对法律完全不懂等，黄娟花了很长时间仔细检查庭审记录。这名皮肤黝黑、扎着马尾的瘦弱女工，过去十个月里，只身在东莞坚持走法律程序，为自身一起医疗纠纷理性维权。

 

　　去年8月，已有两个孩子的黄娟意外怀孕，到黄江南国妇儿医院做人流，但一次人流不成功，医院在8月下旬、9月上旬连续做了两次手术才结束治疗。其间医生撕毁B超单、并要求她连续三天到医院吃她不认识的药物(只吃了一次，因头晕怀疑是堕胎药拒绝再服)。整个治疗下来，黄娟花了2200多元医药费。

 

　　“去医院闹事是没素质表现”

 

　　“我当时根本没想到要打官司。但一次流产做了三次手术，导致我误工一两个月，身体虚弱，医院有明显过错。”去年9月，黄娟几次找医院想要回一两千元“务工费”。

 

　　“医院态度让我非常生气，明明有错却不认，说看我家庭困难给几百块钱援助，我坚决没要。”那之后，黄娟心里就憋着一股劲，要和医院“较真”。

 

　　生在四川农村的黄娟初一没读完就辍学打工，她知道找些朋友老乡，举个牌子到医院闹几次，可能对方会被迫认错给钱息事宁人。“我觉得那样闹形象很不好，是没素质的表现，希望用平和方式解决。”

 

　　黄娟一些“见多识广”的老乡告诉她：“这事医院明显错了，你去告状，会赢的。”黄娟连法庭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她当时没敢想告状，“我没文化，不懂任何法律知识，一个工厂普工怎么去告状？”

 

　　但在自身委屈和老乡鼓励作用下，她边工作边请假，逐渐走上十个月的诉讼之路。

 

　　一审败诉　她委屈得想哭

 

　　去年9、10月，黄娟上班期间，常请假奔波在樟木头司法所、妇联、法庭等单位途中。张口几千元的代理费让她放弃找律师；找司法援助(安排免费律师)被告知不符合条件；去妇联被告知解决不了。最终在妇联协助下，有律师帮她写了起诉状，索赔3万多元。

 

　　“我就这样自觉不自觉地走上诉讼路。如果没人帮写起诉状，我可能就打不了官司。”黄娟说当时这名律师详细问了她事情前因后果，告诉她官司会赢。

 

　　交了起诉状，去年12月下旬接到开庭通知，黄娟开始害怕了。因为她要上班，还要带两个孩子，文化程度也不高，也没短期自学法律，她没做任何准备。老乡鼓励她说法官问啥你答啥，不怕的。

 

　　次日一早，黄娟带着残缺不全的病历和医药费发票，请假来到樟木头法庭。“走进庭审现场时，我腿是软的，法庭上话都不敢大声说，我只记得把就诊过程说了一遍。”

 

　　黄娟做梦都没想到的是，一审判她败诉。她说拿到判决书那刻委屈得想哭。“明明我是受害者，医院有过错，怎么能判我输？即使不判医院赔钱，也应该判我赢才对啊！”黄娟还不了解基本诉讼常识，她这类的官司，法院判她赢，是一定要判被告赔钱的。

 

　　决定上诉　希望公布维权经历警示他人

 

　　一审判决显示，黄娟不愿去做“医疗损害责任鉴定”，无法证明医院诊疗导致她人身受到何种损害；单凭医生撕毁B超单据等不能推定医院有责任。法官说，判医疗纠纷案，那张“鉴定书”非常关键。

 

　　“我不是不愿去做鉴定，是钱的问题，听说做鉴定要近万元，输了官司或不能全赢要我承担(部分)，我一个月工资才2000左右，输不起”。春节后她还是选择上诉，“老乡说上诉是最后一搏了，我想试下，但我确实没有新的证据。”目前黄娟还在等待二审判决，两次开庭的诉讼费、路费她又花了1000多元，还不算误工费。

 

　　二审结束后，和记者说起过去一年她就诊和起诉维权的经历，黄娟还会委屈流泪。“不管最终结果怎样，这段经历能让人们知道我也满足了。就医疗纠纷来说，希望外来工们就诊时多长心眼，注意保留证据，法律看重的是证据；也希望医疗机构对每个患者都能诚信负责。”(记者 韩成良)（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