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山杯．2017年花地文学榜”揭晓　祝勇获年度散文奖

　

 

　　“观音山杯．2017年花地文学榜”揭晓　祝勇获年度散文奖

 

　　近日，“观音山杯·2017年花地文学榜”揭晓，祝勇凭借《故宫的隐秘角落》获得年度散文奖。该作聚焦故宫一系列重要建筑，由此分别引出明末清初若干关键人物，由人见事，由小见大，合成了一幅大历史的全景图。

 

　　参与花地文学榜活动期间，祝勇接受了本次专访。他结合自己在故宫的研究经历，讲述对佛学和禅宗的一些看法。

 

　　嘉宾简介

 

　　祝勇，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北京作家协会理事。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驻校艺术家，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已出版作品500余万字，主要作品有《故宫的隐秘角落》《祝勇作品系列》等，主创大型纪录片多部，获金鹰奖、星光奖等多种奖项。目前为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

 

　　1 以个人视角书写故宫历史人物

 

　　去年，祝勇的新作《故宫的隐秘角落》面世。诗意的文笔、详实的史料，透过个人化的视角，他用散文捕捉在紫禁城出现过又消失了的那些历史人物及其起伏的命运。

 

　　新书上市马上一年了，祝勇这部历史散文作品很受读者欢迎，作为一名在北京成长生活的文化人，对于故宫他有着一种执念。《旧宫殿》《血朝廷》《故宫的风花雪月》，从宏大的场景到紫禁城的故事，祝勇笔下都有涉猎。

 

　　随着时间推进和了解加深，祝勇越来越关注具体的东西，比如《故宫的风花雪月》是写《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兰亭序》等书画作品，但不仅仅从艺术史角度看书画作品，还涉及人物的情感命运及一些哲学反思。《故宫的隐秘角落》也是这样，一个方面通过具体的建筑空间来承载人物的命运轨迹；另一方面，不仅仅因为这个宫殿隐秘、吸引人才写它，更深的是找寻历史现象背后的东西。

 

　　他融入个人化的情感和想象，甚至包含小说式的笔法，试图将读者带入其写作对象的内心世界，使空间、文物、史料，化为有血有肉、可悲可哀的形象。

 

　　不同史观的人，看《故宫的隐秘角落》会有不同的感受。慈宁宫的历史钩沉，吴三桂和陈圆圆、顺治帝和董鄂妃的男女情事，九龙夺嫡的政治斗争……“如神龙首尾飘渺，似七窍玲珑不定，却又那么的让我们魂不守舍。”

 

　　“那些逝去的人，他们都有话没有说完，留在他们的尸体里，被时间吹散了。其实，那些未曾说出的话，是最真实的，尽管它无法证实，却可以体会；我想，体会一个人内心的声音，不是史学家要干的事，而是文学家要干的事。”祝勇说，假如那些说出来的话变成了史料，那么没有说出来的就留给了文学。

 

　　不是戏说，不是乱说，要通过大量的史料去接近这个人，去体会这个人，再和这个历史人物有了深度交流，对他有了更深度的理解之后说出来。

 

　　祝勇把他的文字，当作逝者的内心独白。

 

　　2 故宫佛像显现文化变迁

 

　　通过对故宫建筑、文物、文献所作的史海钩沉，祝勇也对佛文化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祝勇说，故宫博物院有各种佛像，这可以反映出佛教进入中国历史的变迁。

 

　　佛教自东汉引入中国，三国两晋南北朝，几个世纪的战乱足以将人间变成地狱，而对宗教的虔诚，则成了人们忍受苦难的一个借口。“就是那种苦难，以及死亡的阴影，让那时候的人从佛教寻求慰藉，也使得佛教的传播迎来了历史的机遇。”祝勇说。

 

　　他说，从早期的佛像造像来看，佛教在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佛像的职能不是分那么细。魏晋的时候有很多佛的造像，是私人的。“那时候很多人家里都会做个佛像，平民就用石头，有钱人就用金银，有的是自己供在家里面祈求平安，有的是给亲人、父母造像求平安，佛像上还会刻上字，注明是哪一年做的，送给谁等。”

 

　　那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动乱，佛教在历史的缝隙中传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大举南下，进行文化的交融。“少数民族最具开放性，佛教容易被少数民族接受，因此北魏造像很繁盛。这也是一个文明的导体，三四百年的文化交融，奠定了大唐的博大胸怀，在盛世佛教可以有发展的空间，玄奘取经就是一个例子。”他说。

 

　　在散文《山寺闲居》中，祝勇也写下了他对佛教的一些认识：随着隋唐盛世的到来，这一切自然会发生改变。这种改变，首先体现在佛的表情中。这时，佛若有若无的微笑已经令你的内心感到安妥，仿佛他就是人间的一员，你的所有幸福和痛苦，他都了然于心。

 

　　“他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刀枪不入，愤世嫉俗，而是充满了人间关爱。佛教主张悟性，通过超越常识的想象力，从花泪蝶梦、鱼跃鸢飞中体察生命的真谛，由具象抵达抽象，由形而下抵达形而上。反过来说，那些唐奥的教义，也是和现世的山川草木、云烟光色，同人间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连的。它的本质是引导人们向善，而不是以好听的语言来美化苦难；是求取幸福，而非虐待众生。”

 

　　祝勇说，故宫的佛教造像中也包括了不少观音的造像，观音是中国对西来佛教本土化的结果，观音应该是个中国佛，符合中国人对于佛教的理解。后来又有了送子观音等各种司职的观音像，观音文化进一步发展。

 

　　他说，故宫的观音像能够形成皇朝系列：如五代时期的白衣观音像画像、辽代的木雕彩绘观音像、清代的德化窑白釉观音像等。

 

　　3 故宫的隐秘角落有佛教的印记

 

　　祝勇说，故宫有很多和佛教有关的建筑，多是皇帝贵妃用来参佛礼佛的场所。有的已经开放，而有的还在那些隐秘的角落。

 

　　比如故宫的雨花阁，虽然明代就有，但在清乾隆年间，依照西藏阿里古格的托林寺，建成了一座藏传佛教的密宗佛堂。阁顶上飞舞着4条巨大的蟠龙，游客们站在三大殿的台基上就可以望见，但无法走近，因为雨花阁目前还没有对游人开放。

 

　　“我第一次进入雨花阁的时候，看见里面的佛像、法器、唐卡等，还按照乾隆时的原样陈列着，上面落满了灰尘。我不禁说，就连那些灰尘都是文物。”祝勇说。

 

　　除了雨花阁，还有就是梵华楼，也是清朝皇室修炼的地方。梵华楼按照藏传佛教显宗、密宗四部供设佛像、唐卡、供器，将显、密两宗集于一体，体现出格鲁派显密双修的特色。楼中所供佛像全面系统地塑造出藏传佛教中诸佛菩萨及护法的各种形象，是研究藏传佛教造像的珍贵材料。据悉，梵华楼的建筑、陈设形式是清宫廷佛堂的一种重要模式，清宫档案中称之为“六品佛楼”。

 

　　还有一个地方叫慈宁花园，在西北角，那是太后们待的地方。在他们生活的地方，南面打造慈宁花园，除了赏花娱乐，听曲写诗外，他们常常就是拜佛礼佛。慈宁花园里面的核心建筑是咸若馆，就是拜佛礼佛的地方，里面有佛像和巨大的唐卡。

 

　　祝勇说，2015年开放后，慈宁宫花园就成了雕塑馆，展出的都是造像，多是佛教造像，泥像、木雕、石雕、金银的，各朝各代都有，很多造像非常丰富。

 

　　据介绍，在故宫像这样的藏传佛教遗迹、文物很多，原因是清朝所有皇帝、皇后、太后都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对整个清朝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巨大。所以故宫里的许多建筑、文物，可以与西藏的建筑、文物对应起来看。

 

　　“从北京到拉萨，甚至到阿里，可以说山重水复，却因文化而联系成一个整体，这样的联系，既神秘又奇妙。所以我说，故宫不是一座文化孤岛，而是与各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看到中华文明不同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祝勇说。

 

　　4 观音山让人静下心来阅读写作

 

　　本次祝勇到广东参与“观音山杯·2017年花地文学榜”的活动，第一站就是前往位于东莞的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其他获奖作者以及本地作家，一同就“文学创作中的自然情怀”为主题进行探讨。

 

　　座谈会上，祝勇从山水画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与其说是文学创作中的自然情怀，不如说是山水情怀，山水是中国人精神理想中的世界，而不是客观存在的世界。山水诗如此，山水画同样如此。

 

　　他说，来到观音山以后，觉得这里的自然条件特别好，山地、森林、植被的覆盖。“这里确实有种到了南方的感觉，负离子含量特别高，山风阵阵，吹着树叶有沙沙的声音。身处自然中的感觉很好，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面，很难有这样和自然密切交流的机会。”

 

　　祝勇认为观音山是自己特别想待下来的地方，这里特别适合写作、读书，能够让人把心静下来。在城市，特别是南方沿海的城市，特别忙碌、浮躁，能够让人静下心来的地方不多。“观音山能让人静下心来，这就和文学有关系了。对于阅读和写作，这里是特别好的地方。”

 

 

　　他认为，这么多年来观音山一直扶持文学活动，举办各种征文评奖，是值得点赞的。“在中国，自然和人文是不分的。自然最美的地方，往往也是人文最深厚的地方。中国文人最喜欢到山清水秀的地方去，历史上，古往今来都是这样，像一些名山，既是自然遗产、也是文化遗产。”

 

　　他认为，观音山多年关注文化，一方面说明他们的文化眼光，另一方面也是这种传统的延续。自然的美和文化的美相叠加才是最美的，这也是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

 

　　“观音山的黄淦波董事长很有眼光和底蕴，能够为观音山打造一种独特的企业文化。反观很多企业只认钱没文化，这样是不会长久的。”祝勇说。

 

　　祝勇和东莞本土作家分享写作经验：好的文学作品应具有弹性

 

　　本次来到东莞，祝勇除了参加文学奖的相关活动外，他还到东莞市文联参加了一场座谈会，与东莞的本土作家分享自己的写作经验。他认为当今很多散文作者过于关注自己的内心，而忽略了与世界的连接，从而让作品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他以李白为例，向大家解释了为何好的文学作品需要具有弹性。

 

　　散文是最具有弹性的文体

 

　　祝勇说，散文是特殊的文体，和诗歌、小说都不一样，它直接抒发心灵，是最直接的文体。包括书信、日记、笔记，甚至是采访的谈话内容，都可以变成散文的写作方式，散文是离内心最近的文体，是表达心灵世界最直接的文体。

 

　　但如今的散文写作存在一些问题。“很多作者在散文表达的时候，容易关注自我，更多把写作领域局限在自我的空间里面，只是关注小我，关注一己的感受。他们忽略了好的文学有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要具有弹性。”他说。

 

　　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越有弹性的越好。祝勇认为，散文是最具有弹性的文体。所谓有弹性就是有伸缩性，有很大的阐释空间。

 

　　某个作者的作品，是跟作者个人的感受相连的，因为这个作品一定是和作者写作的具体情境相联系的。但文学不是写情书，情书是点对点的，即从个人出发，起点和终点都是个人。

 

　　“文学的出发点是个人，但终端是连接广大世界，联系千千万万的人，点和终端之间，反差越大，张力越大，作品的张力越大，弹性越大。出发点是个人的，到达的终点也是个人的，那么文体就是缺乏弹性的。”祝勇说。

 

　　回顾文学史，很多打动人的文学作品，为什么到今天还有现实意义？因为这些作品是从个人的具体情境出发，但一定是和他人的命运相联系，而不是局限在个人的悲欢离合里面，一定有大的背景在里面。

 

　　李白的诗歌面向的是宇宙

 

　　祝勇以李白的诗为例，解释何为好的文学作品的弹性。

 

　　他说，李白的作品弹性特别大，有很强的跨文明特质，这包括中亚的游牧文明，以及中原的农耕文明。

 

　　“李白很多作品很具体，但是他的时空感和张力是以前的中国文学中从来没有过的，包括屈原、曹操的作品也没有这样的特质。李白一出来，就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他把自己的情感放到巨大的时空里面。从小出发，到无限的历史空间终结。”祝勇说。

 

　　在他看来，李白和杜甫很不一样。杜甫的写作是非常具体的，他写安史之乱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想的都是农耕文明的主题，像个人、田园，社稷、苍生，也是很伟大，但杜甫比李白的世界略小。

 

　　“李白面对的是宇宙，是人生存的根本问题，而不是流离失所，不是安史之乱的问题，也不是茅屋屋顶被风吹破的问题。相比杜甫，李白的生活更惨，但李白的作品有时空感和力度，能够从一己的悲欢中跳出，然后直面哲学的问题。”祝勇说。

 

　　他认为，李白在他面对的文学主题方面，比杜甫更深刻。比如“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我们能够感受到李白很孤独地在面对天地，面对宇宙在说话，代表人类在和天地宇宙对话。

 

　　李白的作品，相对来说不受一时一事的影响。“有时候我们写诗、写散文，总是过于关切源起，但是事情过去后，比如一百年后，大家就不知道是什么事了，要加注释，复原情景。这样的作品，可能弹性相对来说就比较小一些。”他说。

 

　　李白的作品弹性大，在千年的流传中没有障碍。如果我们去读一个唐代的宰相的奏折就会很费劲，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要一个唐朝历史学家才能看懂，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时的历史文化具体情况，甚至一些词都不知道意思。

 

　　作者内心应怀有更广阔的世界

 

　　在祝勇看来，今天的散文之所以没有唐诗宋词的张力，散文的力量越来越薄弱，是因为作者内心的深度和广度，比起前人逊色很多。作者更容易陷入一个很小的世界中，表达一些很浅的情感。

 

　　“个人的情感不是不重要。没有个人的喜怒哀乐，就没有文学，文学一定要根植于人的内心世界。薄弱的原因，是具体文字背后的根不够深，土壤不够肥沃，那长出来的树肯定是不够强壮的。”祝勇说。

 

　　土壤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一个人的世界观。那就是说在写的时候，哪怕在写一个很小的事物，心里面有没有他人、有没有更广大的世界、有没有悲悯之心，这就是我们写作的土壤，如果只是个人情感的抒发，那就太薄弱了。

 

　　“有时候我们更注重方法，但是方法对于文学写作来说不是最重要的。方法是建立在根基和土壤之上，只有这样才能超出一时一事的局限，至于写什么、怎么写，并不那么重要。”

 

　　祝勇说，写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擅长，有的人写自我，有的人写城市、写历史，题材本身不重要，只是手段而已，最后决定文学作品优劣的，都是深度和广度，都是作品的弹性而已。（记者 龚名扬）（来源：南方日报）